不振的欧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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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三，一贯主张自由贸易并宣称反对政府援助的布什政府再一次把钱投进了不该投的地方。不到两周以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制造了一起外交风波，他所说的国际援助最后都“落到瑞士银行的户头上去了”的言论[2]使得巴西货币大幅跳水。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奥尼尔的请求下，同意向巴西提供史无前例的3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我们的领导层终于意识到了两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第一，西半球的发展是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另外，与比尔·克林顿的政策主张背道而驰并不总是明智的选择。的确，如果巴西没有获得贷款，这场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不相上下的南美金融危机，将会迅速变得更加严重。

但对此我仍然有些担心，我想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为例，阐明我的疑虑。

现在的利好消息是，巴西现任政府高度负责。过去，IMF提供给政府的贷款是免税的（比如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或者其偿还汇率是根本无法维持的（如提供给阿根廷的贷款）。相比之下，巴西是个行为端正的典型。

那么，为什么说还存在风险呢？在10月份举行的大选中，现任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所选定的继承人的得票率远远落后于左翼党的两位候选人。投资者开始不安起来，从而导致螺旋式下降的结果，这在货币危机历史上实在是太常见了。对于政府拖欠债务的担心使得货币跳水，利率高涨。由于大多数债务都要么与美元挂钩，要么与短期利率挂钩，这就使得债务拖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

奥尼尔的口无遮拦是不可饶恕的，他的言论加剧了死亡螺旋的进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则企图扭转这个螺旋。奥尼尔的失策造成的最后结果可能是让巴西获得额外的100亿美元。[3]

那么，我为什么感到不安呢？原因之一就在于，究竟是谁要摆脱困境才是当前的疑问。保罗·埃德曼（Paul Erdman）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市场观察网称颂政府的专栏中撰文指出：“巴西获得援助的同时，也使得花旗集团（Citigroup）、佛雷特波士顿银行（FleetBoston）承担的风险增加，二者加起来大约有200亿美元。当华尔街的精英们发起筹款运动时，不可能不考虑这一事实”。

更重要的是，如果深究短期金融稳定性的问题，你会好奇地想知道这一切将带我们走向何方。亚洲经济在发生危机之前运行得非常好，而且你会把援助看成是将危机中的亚洲经济拉回到原来轨道的方法。然而，巴西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左翼势力的复苏是有原因的：美国许诺了一座玫瑰花园，但即使是在这场最近的危机之前，许多人除了荆棘什么也没得到。

10年前，华盛顿拍着胸脯向拉美国家保证，如果对外开放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其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它们就能经历一场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这一切没有实现。阿根廷却大祸临头了。就在几个月前，墨西哥和巴西还被看作成功的案例，而现在，两国的人均收入仅仅略微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而且由于两极化加剧，大部分人的境况可能比20年前还要糟。在这种情形下，公众对频繁的紧缩银根与市场纪律的要求感到厌烦有什么奇怪的吗？

为什么改革不能像承诺的那样进行呢？这是个很难也很令人烦扰的问题。我也听到了很多观点，不全与华盛顿的看法一致。但是现在是时候了，我也该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朗教授一样，表明我对市场的看法。对于美国政府能否向拉美国家提供一个好的建议，我在逐渐丧失信心。有人对拉美的政治领导人表示同情，他们付出更多的汗水来保护工人和穷人，想以此来减少人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

这些给我的启示就是，美国应该在给予援助的目的上谨慎一些。将巴西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了以前，那种可以命令拉美国家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的地位。现在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南部邻邦的信任，如果我们再夸大自己的作用，那将会连剩下的信任也一起失去。

[1] 2002年8月9日。

[2] 暗指南美国家政治腐败。——译者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巴西将外汇储备限额降低100亿美元，实际上相当于提供了400亿美元贷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