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流行病》前言,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大流行(pandemic)——见到这个词，我们也许会条件反射地联想起一个与它类似的词：恐慌(panic)。虽然这两个词语实际上并没有共同的词源联系(panic来自希腊神话中的潘神)，但疾病大流行可能比其他病毒传染或细菌感染具有更强、更广泛的传播性，因此，大流行确实会引起恐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且致命的病毒甚至比其他重症疾病(比如晚期癌症、白血病、早期老年痴呆、中风、四肢瘫痪、心肌病等)更令人恐慌。不过，即使遭遇了大流行，我们也不能陷入恐慌，我们仍然要保持理智，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正在于此。当我们面对这类威胁时，本书能提供有助于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有用信息，以及应对这种威胁的有效方法。虽然我个人参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是基于实验室的，但是我也得到了很多从事临床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同事的帮助。另外，作为一名参与过很多公共讨论的科研人员与非小说类的科普作家，我非常清楚人们在了解疾病的复杂病程时，很多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感到恐慌，当他们遇到专业术语时甚至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感。这本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我希望读者在遇到专业术语时不要轻言放弃。为了解以及应对感染，我们应该掌握一些相关的专业术语。从流行病学的基础——感染和免疫开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同时，我在文中加入了一些人物故事来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看完这本书。

对于各种病毒、细菌以及其他可以存在于我们体内外的微生物，我们或多或少都应该了解一些，毕竟它们跟我们的关系密切。当感冒或类似流感的疾病蔓延时，我们实际上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经历大流行。我希望你们读完本书后，可以了解到有用的背景信息，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症状时能够有的放矢，参与有关的疫苗讨论时能够有自己的见解，在身处有危险病原体流行的地区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应对。一些具有生物或者医学背景的读者阅读本书时可能会跳过这个简短的总结，但是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从事感染与免疫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50余年，但当回顾自己的一些作品时，我仍能意识到我的某些理解是有缺陷的。

有些医学专业术语被频繁使用，但是却没有被正确理解。“综合征”(syndrome)是指一种复杂的、被新确认的疾病状况，这个专业术语是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之后才使用的。我们通常只知道某种疾病“是什么”，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举个例子，唐氏综合征是一种由于21号染色体在遗传分裂时发生错误所引起的发育异常。英国医生约翰·兰登·唐(John Langdon Down)在1866年首次描述了这种疾病，但是人们却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弄清这种疾病的遗传学机制。现代医学和循证医学是以疾病的病因来命名，而不是以某位知名的医生或者某种疾病的症状来命名，尽管这种类型的命名经常被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例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与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就都是基于其病因来进行命名的。现代媒体传播速度非常快且传播周期短，

“综合征”这一专业术语已被牢牢嵌入大众的公共意识和一些科技文献中。“综合征”反映的是疾病流行第一阶段人们的慌乱状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恐慌。当21世纪初SARS暴发时，感染蔓延极快，当时不知道其感染源，人们都陷入了恐慌，停止了旅行。这对当地企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除了那些经营传染病防控用品，包括消毒剂和防护口罩的商家)，酒店和航空公司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SARS在8个月之后基本被控制，但两年后人们仍能感受到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即使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人们的理性思维也会很容易被恐慌所影响。2009年10月我碰巧在加拿大多伦多经历了一场流感，当时一名十几岁的健康、活泼的男孩死于甲型H1N1流感，人们深感震惊。当时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刚刚问世，人们都急于让自己的孩子接种，但是由于疫苗数量不足以及运输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不能及时满足每个人的接种需求，供不应求的结果是引起民愤，民众要求政府立即增加供给。然而，人们在6个月后得知：甲型H1N1流感通常只引起一般的轻度感染，而且即便是已经接种了疫苗，可能仍然存在很大的感染风险(比如给孕妇接种时)。

作为同时在2个流感免疫研究项目中工作的成员(一个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另一个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非常清楚他们为这个未知而又熟悉的病原体的分类所付出的努力，两个研究团队都为这一项基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发现部分H1N1猪流感病毒在超过90年的时间里一直潜藏在哺乳动物中，2009年初突然出现的这个病毒株，是由感染猪的两种不同的病毒“重组”在一起，产生了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的病原体。对于新病毒的基因序列，科学家们很快意识到，这个新病毒的基因序列至少有一个主要蛋白质与杰弗里·陶本伯格(Jeffrey Taubenberger)及其同事发现的引起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病毒的“复活”基因组非常类似。虽然目前我们不能重现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情境，让远古生物起死回生，但是陶本伯格和他的同事能够从不同的人体尸检材料中恢复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些基因序列被“整合在一起”用来重组再现当年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西班牙流感仍然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疫情。1918年，“复活”（Lazarus）病毒的研究和处理在超级安全的条件下进行，虽然我们对这类病原体已经了解很多，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流感导致人们死亡的原因。

图0.1 本图总结了20世纪的三次流感(A型流感病毒引起)大流行，并说明了其可能的来源：直接来源于鸟类(1918年)，或者是通过在鸟类、人和猪体内循环进入猪的肺组织而传播。图中猪身上的小矩形代表流感的8个可以重组的基因片段，如果猪的肺部同时感染两种不同的病毒进而产生一种新的对人类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原体，这个过程可称为“抗原漂移”。流感病毒是以病毒颗粒表面的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进行分型的。病毒的名字一般以疫情首次被知晓(1918年)或者首次被分离(1957年和1968年)的时间而定，名字下面的数据代表的是病毒流行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死亡的人数。由突变(“抗原漂移”)产生的表面H3或N2蛋白的季节性变异，其中有一个毒株被宣布是2013年1月美国流感流行的首要原因。［该图由圣犹达儿童研究医院(St.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的罗伯特·G.韦伯斯特(Robert G.Webster)博士提供］

如今我们很多人将“流感”与“大流行”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到21世纪我们一共经历的四次急性致命性传染病疫情都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其中三次流感大流行见图0.1)。人们对流感(法语“la grippe”)早已耳熟能详，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早之前的记录中就有对其详细的描述，然而流感病毒一直到1933年才被分离出来。基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19世纪其他微生物学专家的发现，传染病的基本性质在1914—1918年被广泛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居民经历了这场疾病大流行。德国总军需官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和指挥官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提供的资料记载，当时德国人数迅速减少，加上美国也加入战争，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部队来应对，西班牙流感的流行导致军队人数大大减少，这是他们不得不停止军事冲突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轴心国和同盟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没有承认该疾病对战况的影响，后来一名西班牙非战争人士勇敢地在公众面前承认了那次流感的猖獗，但是西班牙由于公开了这个事件而受到斥责。正如约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中提到的，这种病毒可能是在1917年的6月由美国远征军带到欧洲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知道西班牙流感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致命病原体的具体特征直到陶本伯格和他的同事从保存了超过80年的肺组织中将其成功分离才被人们所知晓。

比利时和法国的战场上发生过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流感。当时死于流感的人远比死于战争的人要多。正如当代医师维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所描述，美国新兵的尸体像“堆叠在太平间的一捆捆木材”，不过最初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这场灾难的严重性被掩盖了，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曝光。这种疾病确实令人谈虎色变，西班牙流感在平民百姓中肆虐，最终导致多达5000万人死亡。

同样的事情现在还会发生吗？现在飞速发展的交通技术意味着，如若1918年的病毒传播发生在当代，也许仅仅在几周之内就能造成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一方面，现在全球人口比当时增加了大约4倍，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在1亿到2亿之间；另一方面，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类似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很多人查阅了当时的医疗和病理资料，认为1918—1919年很大一部分死亡是由细菌感染的恶化效应所致的肺损伤引起。如果这种继发性的细菌性肺炎导致了现在流感大流行，即使没有疫苗，很多患者也能够通过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得到救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还很少有文学作品讲述由流感造成的灾难，只有当时的医师、病理学家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对其进行了记录。如同以往，在阅读书籍时，我们可以多看一些创意类作品，不仅要看科学家撰写的分析报告，也要看由非小说类作家撰写的通俗作品。凯瑟琳·安·波特(Katharine Anne Porter)在1939年撰写的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Pale Rider)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位幸存者内心的迷失与锥心的悲痛。丹尼斯·勒汉(Dennis Lehane)在2008年写的《就在这一天》(The Given Day)交织着流感、棒球、主人公贝比·露丝(Babe Ruth)，以及影响着波士顿市政当局和警察部队的政治阴谋与腐败。勒汉给读者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勇敢的公职人员，虽然工资很低，但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患者；还有一些受过感染的幸存者无法再继续工作，而且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汤姆·基尼利(Tom Keneally)在2012年出版的《火星的女儿》(The Daughters of Mars)中，以护理人员为例描述了流感给东欧前线的方方面面造成的灾难性损失。优秀的纪实作品包括克罗斯比(Crosby)经典的《被遗忘的美国大流行：1918年流感》(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The Influenza of 1918)(首次出版于1976年)和前面提到的约翰·巴里的《大流感》(2004年)，这两部作品都描述了流感的大流行给社会造成的沉重打击。

仔细端详老照片，我们得以窥探疾病大流行的严重程度：传染病房里一排排铺着白床单的病床上挤满了住院患者；街道上随处可见戴着防护效果极差的布口罩的人们(图0.2)。人们将告示撕下，在街上跳舞庆祝停战日(1918年11月11日)时却被罚款。当局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为要求恢复健康的(或还未受感染的)市民提供更多医生来缓解当时的状况。战争导致医生供不应求，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但是那些早期的医学革命能够为患者做的却是相当有限的，患有严重流感的患者能否存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治疗效果。

图0.2 康涅狄格州在1918年的这张海报给出的建议仍适用于现在，除了有一点例外——开车可能比步行更好。当局可能会从火车、公交车和电车等方面考虑问题。另外，请人们尽量待在充满新鲜空气和阳光的地方，尤其是不要聚集在流感或其他流行病暴发的地方。(本图来自美国国立图书馆的图像档案。)

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很快就会死亡，20至40岁的健康人是高危人群。有很多人在工作时开始觉得不舒服，随即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有些人觉得身体不舒服便去睡觉休息，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在感染H5N1禽流感的患者中也有少量的类似情形出现，H5N1禽流感活跃在亚洲地区，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大流行威胁，也可能是流行病中威胁最大的一种。这种方式的死亡不是由继发性细菌感染导致，也不能通过抗生素来治疗。

科学家们在1918年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疫苗，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明确感染源，疫苗也不能发挥效用。现在我们能够使用有效的疫苗，以及特定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只是这些药物必须在疾病的早期使用才能发挥药效。此外，由于药物的使用，可能会导致耐药病毒株出现。这种“逃逸变异体”能够很快出现，其中至少有H1N1型流感病毒株，也就是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类型。事实上，除了流感外，人们针对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新发感染)和一些疱疹病毒，这些不太可能引起大流行的病毒，同样没有具体的抗病毒治疗方案。致命的病原体从野生动物宿主传播到人群中，例如SARS病毒、亨德拉(Hendra)病毒和尼帕(Nipah)病毒，不过只有SARS病毒造成了人群之间的传播。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些病毒感染。

病毒仍然是大流行的最大威胁，尤其是呼吸道病毒。我们对于在某处(比如潜藏在某个野生动物体内，或者某个实验室的冰箱里)出现的病原体不必担心，更不用恐慌。美国政府机构，如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美国疾控中心，已建立起一些致力于保护人群健康、防备一系列可能导致可怕疾病的“新发病原体”和潜在“生物恐怖因子”威胁的机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查询相关网站。这些病毒感染大多基于一些原因而不太可能暴发，也不太可能导致大流行。事实上，我写这本书的部分动机就是为了减轻广大读者对病毒感染的担忧，如埃博拉(Ebola)、马尔堡(Marburg)、辛诺柏(Sin Nombre)、西尼罗(West Nile)、尼帕和亨德拉等病毒感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临床症状，但仍然不存在明显的大流行威胁。除非这些病原体以某种方式突变，使它们能够有效地通过气溶胶（或称呼吸道飞沫）进行快速传播，不过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严格的预防措施，比如环境控制、完善的卫生设备和隔离措施以降低其可能的传播风险。

西班牙流感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将如何做好准备，应对由致命病原体引起的未知挑战？现在的科技比1918年时更为先进，比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出现HIV/AIDS时先进，也比2002年时更为先进，那时还不为人所知的SARS病毒突然出现在动物身上。然而，当大流行发生时，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任何应对措施的效果都取决于这些威胁的性质和实际情况。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群，远比那些拥有各种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少数人群(也包括那些最有可能读这本书的人)要易感得多，拥有强烈的共同目标和责任感的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然而，即使是资源充足和秩序井然的社会也很容易被真正的大流行击垮。例如，一个所谓的“正常”流感季节，可能需要大量使用急救床和“人工肺”——呼吸机，来有效地治疗重症肺炎患者。然而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面对大流行，需要对患者进行分诊、限制活动，还需要相关组织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面对大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一样，警察、各种急救服务人员和军事力量(全职人员和预备役人员)将很快参与救援，以提供专业人员和物资设备。调动军事力量是情理之中的，对抗大流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也需要有前线、指挥机构和工作人员。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认为，那些负责指挥的人必须在心理和行动上准备好应对一系列卫生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事件。

作为高等生物，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能够迅速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并能够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发生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真实故事，美国费城在1918年初流感肆虐，训练有素的护士们很快不堪重负，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可以选择返回家乡，但没有一个学生这么做。在1919年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护理学院年鉴上记录了格雷斯·菲茨杰拉德(Grace Fitzgerald)和玛丽·路易莎·鲍曼(Marie Luise Boremann)两位同学的名字，她们分别在1918年10月12日和13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类悲剧一再重演，分别在费城和弗吉尼亚的海军医院工作的玛丽·路易丝·海德尔(Marie Louise Hiddel)、埃德娜·普雷斯(Edna Place)和莉莲·墨菲(Lillian Murphy)，牺牲之后被授予了美国海军十字勋章。

从“英雄主义”到“机会主义”，人类的每一次危机都会将人性的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两种价值观在电影《恐怖地带》(Outbreak)和《传染病》(Contagion)中有所展现。《恐怖地带》可能是恐怖电影迷们的最爱之一，但其戏剧性的效果破坏了科学完整性。另外，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导演的电影《传染病》，采纳了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专家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的建议，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科学依据的、以最严重的大流行为主题的作品。影片随着剧情的展开，突出了公共卫生人员、科学家、知情公民、警察和军队在提供即时保护和制订长期解决方案时的形象。这两部电影都说明大流行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预知的。人类社会的运作系统和人体的免疫系统都不能充分应对大流行。不过，对我们有利的是，科技在不断地稳步推进，在应对大流行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传染病的研究比我们的实际需要更进一步。越来越先进的诊断工具，可以检测出传播迅速但实际上并不会构成重大威胁的传染病病毒。如果整件事情本身只是虚惊一场，则不可避免地会被媒体炒作而引起人们的愤慨。那些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夸大其词的媒体，可能会在人们面对真正的危险时表现得漠不关心，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如果出现患者死亡，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人们会立即意识到危险。没有一本书可以消除我们对大流行的恐惧，我们也不应寄希望于此，但是阅读书籍可以指导我们运用合适的应对措施。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早期阶段，病毒并没有传染给人，但一部分焦虑的人有时被戏称为患上了“健康焦虑症”。当时在墨尔本，医院急诊科挤满了人，队伍一直排到了街上。然而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人们聚集在一起只会使病毒传播的概率增大。当然，我们仍然需要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些生活在卫生保健系统运作良好的社区的居民，不需要过于担心全球性传染病危机。除了学习正确的防护措施，比如给孩子接种常见的传染病疫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经常洗手等之外，我们还能通过纳税来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基本的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工作，让政府得以完善基础卫生保健设施，配备充足的能够维持秩序的警力等。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大流行常常会和营养不良等其他持续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包括HIV/AIDS、疟疾和儿童蛔虫感染。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生产疫苗的能力很重要，或者要保证疫苗虽然从外地调用，但应当能够符合当地文化(即可接受性)。2003年，尼日利亚北部谣传，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标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已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证实会导致女性不孕，因此，人们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结果脊髓灰质炎的临床患者数量增加了近两倍，从2003年的350例增加到了2004年的1140例，从而导致了该地区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失败。此外，这种疾病还蔓延到尼日利亚以外的国家，有12个其他非洲国家出现该疾病。可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患者导致当地人受感染，所以当地人目前仍然需要给小孩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后来印度尼西亚开始生产疫苗，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很快被控制住了，这也促进了当地疫苗产业的发展。直到2010年，尼日利亚只有48个患者。然而，2012年12月，整个事件再次分崩离析，当时，在巴基斯坦，参与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16名专门人员(主要是年轻人和女性)被杀害。尼日利亚北部很快效仿，12位推广疫苗的接种工作者和3位朝鲜医生遭到杀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要根除脊髓灰质炎，我们必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之间重建信任，并且不能被政治左右。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无法说服许多年轻的、往往受过良好教育(人文方面)的西方父母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当存在特定的传染病威胁时，不歧视、不指责，与那些高危人群进行坦诚明了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疫情早期我们没有犯一些灾难性的错误，HIV/AIDS的流行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读一读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在1987年出版的纪实书籍：《三重奏之政治、人民与艾滋病大流行》(And the Band Played on:Politics,People，and the AIDS Pandemic)，或观看1993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毕竟现在手机的使用非常普遍，我们获取各种信息也非常方便。

社会行为学的“软”科学研究与实验室的“硬”科学研究同样重要。当涉及对抗病原体时，制定系统的、全面的减少或降低疾病危害的策略非常重要。如澳大利亚伯内特研究院(Australia’s Burnet Institute)制定的策略涉及了当地政治和宗教领袖、警察局局长、传统医学医师和巫医，还包括家庭、部族结构的实际情况。社会文化的感染力有可能比刚性的、“方方面面都计划好”的指令要好。

在我的祖国澳大利亚，人们经常提到上述这些事件。澳大利亚与美国本土（48个州）的面积大致相同，它四面环海，并且是唯一一个占据整个大陆的国家。它很好地验证了严格的检疫程序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这个检疫程序从欧洲人来澳定居后的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实行。澳大利亚还提供了两个独特的案例，关于致命病毒被人为引入到另外一个完全未受保护的群体——野兔的案例研究。此外澳大利亚被隔离在世界上的“另一端”，并拥有务实的议会治理制度和法治制度，它的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往往都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很好的借鉴。当然，这种隔离由于交通的日益发达而被打破。直到1919年，西班牙流感病毒才在澳大利亚出现，然而，现在认为，2009年的H1N1“猪流感”病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首次检测发现之前就可能已经到达了墨尔本。

最后，应对大流行最好的政策是建立在真实和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努力改善每个人的生活，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并且坚持致力于感染与免疫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提前预防”策略是由美国疾控中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简称欧洲疾控中心，ECDC)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提出，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较贫穷国家实施的保护所有人的策略。疾病大流行以一个很简单、直接、残酷的方式在警示我们每一个人。

感染的世界是无情的、动态的。当我在2013年3月完成这本书时，北美和欧洲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流行病疫情，这些疫情主要是由我们熟悉的，但又不同的流感病毒变异株引起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世界范围内很多人由于感染诺如病毒(Norovirus，一组引起食物中毒症状的病毒，我们称之为肠胃流感病毒)而患病。甚至即使这种流行被很多媒体报道，这种非致命性的却能引起身体不适症状(呕吐)的病毒似乎很快就被媒体忽略了，因为它很少导致人死亡。除此之外，当谈到大流行，导致疾病的病原体只是我们侧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涉及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这样的思维方式，将我们对大流行的关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那就是实现一个更公平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长远来看，大流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不是最严重的部分。

这本书的重点是回顾以前发生的疾病大流行，讨论当前疾控运行系统的优势和局限性，并提出我们在未来该如何保护自己。正如你所读到的，第一章定义了一些关键专业术语，并给出了对比如病毒和细菌等感染性微生物性质的基本解释，以及这些病原体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引起疾病和免疫应答，还有我们使用疫苗、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来保护自己。然后，我们思考“大流行”“流行”和“暴发”的含义，接着描述2002年的SARS暴发，这是全新的病原体突然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群后发生的疫情。SARS暴发及时地给了我们一个警告，那就是对一种未知的和传播迅猛的疾病的恐惧会带来什么后果。接着讲述有关呼吸道感染，探讨了结核病(tuberculosis，TB)和流感，这两者构成了持续而又令人熟悉的威胁；正如我所说，因为多重耐药的结核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大流行。对动物宿主重点关注延伸到更广的范围，感染是如何从小型哺乳动物转移到我们人群之中的。这反过来又给我们带来另一个主题，即昆虫媒介以及它们传播的疾病，这些疾病包括从野生动物到人类再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我用两个章节专门回顾病毒的地方性感染，以及现在仅保持在人群中传播的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毒，这些“单宿主病原体”可能先前已经在其他物种之间跨物种传播。其中一个章节专注于HIV，它持续在贫穷的国家肆虐，而在富裕的国家的感染人数相对较少。再接下来一章则是“预警”性地讨论一个特殊的传染性病原体——朊病毒，它能使牛发疯，并对食用这种牛肉的人造成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由于需要对医疗和针对病原体研究方面（兽医的）进行人员和技术的扩充，本书对SARS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也讨论了检疫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努力保护当地的动植物和农业产业时，将两种非常致命的病毒人为引入“处女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前面提到的野兔的案例研究便是特定的“生物恐怖”的缩影。当然，大多数人比兔子聪明且具有更好的组织性，即染上烈性传染病对于没有任何群体免疫力的人群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人可以趋利避害地利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接下来讨论恐怖分子构成的威胁，并讨论如遇到任何大流行，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

结尾主要是关于本书的概述，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简短陈述。在合适的地方，我在个别章节的末尾还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作为“牛津科普读本”系列丛书的一部分，书的大部分以“问题与答案”的格式来谋篇布局。这里包含了我个人认为的很多人可能会问到的问题，以及最佳答案。

最后，中国政府曾面临一种全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有其他健康问题的老年男性是感染的高风险人群。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但分子序列则提示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有证据表明，鸽子体内存在这种病毒，它很可能是从城市的活禽市场开始蔓延，但在美国家禽的感染率却非常低。我们需要有负责国际应对协调以及快速生产疫苗的人员，以防可能发生的疾病大流行。这本书很好地说明了大流行的发生与发展概况，以及我们现在所做的包括病毒感染诊断、疾病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准备。

致谢

虽然我花了毕生精力研究感染和免疫学，出席过很多学术会议，也参与过很多控制全球传染病的活动并担任行动组委员，但是我的专长不仅限于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仅限于临床医学，而是这两者的结合，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同事们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其中，特别感谢我的传染病科医生朋友们，包括米格拉·卡尼扎（Miguela Caniza）、格雷厄姆·布朗（Graham Brown）、伊恩·古斯特（Ian Gust）和斯蒂芬·肯特（Stephen Kent）。罗布·韦伯斯特（Rob Webster）和安妮·凯尔索（Anne Kelso）大体审阅了流感和大流行的相关内容；科林·马斯特斯（Colin Masters）审阅了疯牛病和变异型克雅脑病的部分；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对本书的主题提供了建设性意见。本书中的图表一部分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简称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另外，某些图中的资料是由我的同事罗布·韦伯斯特提供。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彭妮（Penny）对本书进行校对。最后，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蒂姆·本特（Tim Bent）和基利·拉查姆（Keely Latcham），以及我的经纪人玛丽·坎南（Mary Cunnane）。感谢大家的帮助，使得这本书以更好的形式呈现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