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里，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和后来因英国的普通感冒研究小组而成名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Christopher Andrewes)，以及他们的同事在位于伦敦郊区的磨坊山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实验室工作，此时安德鲁斯是一个重度流感患者。雪貂因接触了安德鲁斯的口水而患上了肺炎。雪貂接着把流感传染给研究组里的一位初级研究员查尔斯·斯图尔特·哈里斯(Charles Stuart Harris)，这一过程进一步完善了罗伯特·科赫关于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假设。
研究进行到这里便停滞不前，直到在分子学领域中，由PCR技术发展而来的一大批技术突飞猛进。就职于华盛顿的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U.S.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的杰弗里·陶本伯格和他的团队，其中包括安·里德(Ann Reid)和艾米·克拉夫特(Amy Krafft)，他们从在1918年军队招募营中急性死亡的年轻战士的肺组织石蜡包埋块中成功地扩增了大部分病毒基因组(病理学家将石蜡包埋的方法用于分割病理切片已超过1个世纪)。然后，与约翰·胡尔廷(Johan Hultin)合作。约翰·胡尔廷曾经尝试在阿拉斯加冻土层中从快速掩埋的尸体(因为尸体能瞬间冻结)内重新获得活病毒。该团队能够逐步重建完整的1918年甲型H1N1病毒基因组。在严格的安全条件下，甲型H1N1病毒仍能感染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实验小鼠和雪貂，证实了这些复活的病毒和高致病性H5N1型流感病毒株一样具有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