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迪克博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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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迪克博士
我第一次住经理套房的经历让我感到很沮丧。所有人都像他们的衬衫一样刻板。
我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甚至专门去一家男人流行服装店买了一身公司套装，白色条纹的深蓝色制服、法国式袖口的白衬衫，以及一双黑色皮鞋。我最终还是没有穿这身制服，因为仅仅是购买这身制服的过程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我在公司工作后没多久，父亲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应该让任何人喊我的小名迪克。他严厉地说，这样会减少人们对我的尊重，我应该一直被人称为里卡多博士，这是在巴西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自动获得的头衔。不要介意，可是我已经叫所有人都叫我迪克了。向公司传达的这一矛盾信息让人们感到很迷惑，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收到写给迪克博士的备忘录。
像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一样，我父亲非常传统。他对待自己的员工总是采取家长制的方式，认为罢工和劳工冲突是一种个人冒犯。他一直记得他是在一张餐桌上创办塞氏企业的。
我父亲总是每天早上6：30准时起床，遵守着像工字梁一样刻板的时间表。每周二、周三和周四上午，他都会打上一轮高尔夫球再去工厂，然后回家吃午饭，接着小睡15分钟后再返回办公室。下午7：45他会准时回来吃晚饭。周五他不去打高尔夫球，而是参加“扶轮国际”分社（RotaryCub）午餐会。
我父亲的秘书费尔南德是一个身材短小而结实的女子，她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当我到塞氏企业工作时，她已经和我父亲在一起共事15年了，不过我永远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互相抱怨。如果费尔南德迟到了6分钟，我父亲就会批评她。而如果我父亲用钢笔而不是铅笔修改文件上的错误，就轮到她来发怒了。
当费尔南德走出我父亲的办公室时，常常“砰”地一声把门摔上，我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我父亲过去是奥地利奥林匹克滑雪队队员，并且现在仍然表现得像运动员一样，挺直胸脯和肩膀，他需要尊重并偶尔引起恐慌。严厉的表情就是他的注册商标。当我逐渐长大时，我的朋友们都是在前门和我道别，而不愿意冒险撞见他。在办公室里，职员们总是抛硬币来决定谁去给他送文件，而这个人很可能变成他发怒攻击的目标，因为他经常向离他最近的人发泄怨气。
当我有了一间与他的办公室相邻的自己的办公室时，他坚持要在我们之间安装一个推拉门。当我与一个客户会谈时，有时门会被“砰”的一声打开，然后，他就会径直走进来。
我父亲不喜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的习惯，也不喜欢我在家工作的习惯。我努力把我的个人生活与公司分开的做法让他感到很恼火。如果我为了私人用途而复印东西，我总是会付钱。如果我要向一个我打算在那里度假的宾馆发一份传真，我也会为此付钱。而对我父亲来说，事业和家庭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我们之间的代沟几乎有50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去融合，我们的风格和观念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容。我知道从父亲到儿子的这种交接不会那么顺利。逐渐地，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而这同时，巴西的经济开始不景气。巴西的造船工业是遭到重创的部门之一。这对塞氏企业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到1980年，我们生意的90%都是有关船用产品的，比如水泵、螺旋桨组件和轮船发动机使用的水油分离器。塞氏企业利润的惟一来源就是把现金储备进行投资，而现金储备也在迅速地减少。
塞氏企业曾经有十几年时间一直由一群与海洋工业的权贵有关系的经理们来经营。当经济衰退加剧时，我相信塞氏企业惟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扩展产品线，减少它对海洋生意的依赖。就像蒙蒂·皮东的剧组成员们常说的那样，应该有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但是，每当我提出要多元化经营的时候，他们总是争论说，塞氏企业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公司，如果我们失去了专业技能，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守旧的卫士一直告诉我父亲，塞氏企业能够支撑下去，一个新的造船计划即将出台，我们将会重振雄风。
塞氏企业打算借贷100万美元来建造一座新工厂，它将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来组装船用水泵包装箱和螺旋桨。我曾经一度对这样一个先进的工厂表示乐观，但随着经济的下滑，我开始担心这样一个巨大的投资是否合适。如果我们要举借更多债务的话，我认为至少要进入一个健康的行业。但那时我才20岁，虽然我的姓氏是塞姆勒，虽然我名片上有个唬人的头衔——董事会助理，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影响力。每当要制定一项关键决策时，我通常都会被送到市区外某个客户那里进行一次毫无意义的参观，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办公室，直到他们做出了决定。
我已经确信我想从事工商业，但是我不能确定塞氏企业就是实现我企业家抱负的地方。在我的推动下，普华永道公司（PriceWaterhouse）的审计师找到了一些他们认为塞氏企业会有兴趣收购的公司。这些公司看上去几乎都与塞氏企业不搭调，但是有一家公司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家再平凡不过的企业了，它生产梯子，各种各样的梯子。该公司靠做木匠活起家，很快就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梯子制造商，它的员工比塞氏企业还要多。但是这家公司现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普华永道公司甚至拒绝为其收购前的审计数字负责。
我开始考虑离开塞氏企业，发展我自己的梯子事业。于是我几乎每天都去拜访这家梯子制造商，逐渐熟悉了这家公司，并不断跟公司老板讨价还价，虽然这家公司存在问题，但它开始时的报价是100多万美元。
很快收购价格开始下跌，于是我试图说服父亲借钱给我。“让我们考虑考虑，”他总是说，“把资产负债表拿来给我看看。”
我拿来了，但是他并不看它。他是在拖延时间。
当然这跟梯子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不希望我离开。
我用了几乎一年时间来研究这家梯子公司，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比我在任何课堂上的收获都好得多的商业教育。我与该公司的债主们交谈，与供应商们交谈。我从普华永道公司那里获得了我能学到的所有战略性思考。
然后我开始集思广益。我在报纸上用英语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为我未来的企业招聘一名CEO。我说我想要一个管理过跨国公司巴西分公司的人。
应聘者纷纭而至，或许这是因为我暗示我愿意放弃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的缘故。我面试了大约30个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应聘者。我把公司的财务数字一一展现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告诉我，他们怎样能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当面试结束的时候，我不仅找到了一个CEO，而且还变得相当聪明了。
梯子的销售在持续下滑，最终这家公司的收购价格降到了我能支付得起的水平：1美元。另外，该公司的供应商们还愿意再给我一些赊购。尽管我还非常年轻，但我已经和一家知名公司建立了联系。也许他们认为是塞氏企业在背后支持这宗生意，我永远也没法说服他们修正这个错误的假设。
我们起草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合同，这是我的律师警告我应该采取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如果我要破产，我宁愿在二十几岁而不是四十几岁时，因为那时我也许背负着更多的责任。不管怎么样，多亏那些面试的启发，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我计划放弃公司将近一半的产品，接受供应商给我的所有新借贷，从而赢得足够的时间在公司那些仍旧盈利的项目上重振企业。
就在我们最终准备结束交易的那天，我父亲我把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让我们再谈谈这件事吧。”他说。
“太迟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一年了。”
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于是试图缓解他的焦虑。我告诉他说我会加入塞氏企业的董事会，只要他希望，我随时都可以到办公室来。“但是我留在这里一点用也没有，”我补充说，“我们之间只会继续战斗。对于怎样经营公司我们有不同看法，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你仍旧信任的。我曾以为你会给我更多权力，但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打算那么做。”
这时我父亲终于说，他想和我商量一下所有权的变化问题，他愿意把塞氏企业的绝大部分股份都给我，有了这些股份，我就有权力进行我认为公司要持续下去所需要的变革了。如果我放弃梯子公司的交易，他也同意支付合同中规定的三万美元违约金。顺便说一句，那个公司继续存留了一段时间，这无疑是因为公司老板把我原来希望取消的产品停产了。但最终公司还是被清算了。至于我未来的CEO，他变成了杜邦巴西分公司的总裁。
“谁来经营塞氏企业呢？”我问父亲，只不过是想听他说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