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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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探索太空的新创举。塔斯社评论说：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的自觉劳动，已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而“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借用“卫星”来比喻超越常规的工农业及各行业的“高产纪录”，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苏联的卫星是科学，中国当年的“卫星”是胡吹乱编，反科学的。
毛泽东时代很多中国人名字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一听名字就大致能知道是哪几年出生的，如1950年至1953年之间出生的人因朝鲜战争叫“抗美”、“援朝”；1954年出生的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名字里有“宪”、“法”二字的不在少数；1966年前后出生的人因文化大革命叫“文革”、“红卫”……同样，一些1957年和1958年出生的人因苏联卫星和中国的高产卫星而取名“卫星”。我的熟人有两位叫“卫星”的，某一天两位“卫星”在某一场合相聚，同名朋友互问年龄后，1957年生的那位“卫星”对小他一岁的另一“卫星”说：“你是假卫星，我才是真卫星。”另一位说：“当年爹妈受蒙蔽不知真假，奈何。”众知情者一笑。
幻想农业高产是毛泽东早已有之的想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加上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农业远景，认为应加快发展。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七十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一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达80%；棉花为一亿担，更是超过一倍多。按毛泽东当时的话说：现在我对农业有信心有办法搞上去了，已有出路了；工业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劲，我要用农业“压迫”工业。他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他认为，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1）
1958年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敢吹牛的年代，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罕见。而吹毛泽东最操心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增长，最得领袖欢心，中国自古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比如大跃进的明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身为一省之一把手，管着几千万老百姓，这年4月1日他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河南一年就能实现三年规划，全省一年能实现绿化，一年彻底彻底消灭四害，一年实现粮食产量四、五、八。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2）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四、五、八”是个陌生的概念，而现在四十岁以上、且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这可是一个人人知道的目标、天天喊的口号。这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十二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八百斤，简称“四、五、八”。
毛泽东亲笔修改了这一纲要，并自己动笔写了《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
纲要并没有充分考虑同一大区域中不同小区域的具体情况，同是北方的吉林省和甘肃省粮食产量相差很多，同是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贵州省与江苏省、广东省差远了，亩产量八百斤的指标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裕的地方相对容易（有的地方订指标时就达到了），可对有的地方这一指标比登天还难，这一指标曾让亿万农民脸朝黄土、背对青天干了一个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实现。直到现在，甘肃、宁夏也还有许多地方粮食亩产量不足四百斤。
吴芝圃管的河南省在黄河两岸，按“纲要”规定1967年实现的粮食亩产量是四五百斤，吴芝圃1958年一年就想亩产八百斤，真是吹牛皮不负责任，不要说1958年，就是到1967年也没有实现。再看看树木稀疏的河南大地，从吴芝圃任第一书记至今，大河变成了细流、小河变成了干沟，不知道哪天能实现全省绿化。
那时候，黄河以北地区农村的口号是“跨黄河、过长江”，即吴芝圃一年想实现的粮食亩产量五百斤和八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类似的口号是几年“过长江”，即达到亩产八百斤。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插队的四川北部的广元一带，刚刚在秦岭以南，跟四川全省一样，“纲要”的指标是八百斤。而紧邻的陕南指标就是四百斤，自然条件基本相同，产量要求比广元少一半。亩产八百斤对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可以实现，对川北一带实在是太难，一年一季麦子、一季玉米的山区，两季加在一起亩产也不过四百斤左右，要是遇上水旱灾害更是颗粒无收，不要说“纲要” 规定要达标的1967年，就是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也没有实现，倒是1979年邓小平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以后，有的地方和人家才过了“长江”，不过邓小平时代“过长江”一类口号早已过时了。
再举一例。
1958年6月16日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他写道：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位科学家不仅肯定了已经放了的“高产卫星”，还论证可以有比现有“高产卫星”高二十倍的产量。据李锐先生回忆：“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找我谈话时，我曾问他，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3）毛泽东这样说是真话还是托词，很难揣测。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这也是一篇大跃进中“人定胜天”的“经典”。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刘西瑞的文章写道：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这是文章中精彩的几段。
当年高产风刮得最厉害的当属《人民日报》，刘少奇曾说：“当时有报纸比没有报纸还坏。”（4）刘少奇所说的“报纸”我想首先是《人民日报》。
摘几段《人民日报》鼓吹放农业“高产卫星”的社论，看看刘少奇说的报纸有多坏，看看浮夸虚假的新闻对国家的危害。
我国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公报发表了。在这个公报里，我们首先看到这样几个数目字：夏收粮食总产量一千零一十亿斤，超过去年夏收粮食总产量四百一十三亿斤，增长了69％。其中夏收主要作物冬小麦总产量六百八十九亿斤，超过去年的总产量二百七十九亿斤，增长了68％。这是几个不平常的数目字。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里，我们就来同自称为“小麦王国”的美国比一比。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只有美国小麦总产量的44％，时间仅仅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它。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将会永远超过它。大家可还记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到两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吗？在“白皮书”的序言上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太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能过日子。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一星星面粉，日子却特别过得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冬春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积肥三千亿担，大规模的农具改革运动等等旷古未有的奇迹，都是人造出来的，都是人作成功的。
夏季生产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争取今年秋季生产大跃进的信心。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71％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我们要乘胜猛进，毫不懈怠。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摘自《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958年7月23日社论）
我们已经取得了1958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第一个胜利。夏季作物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亿斤，比1957年夏季作物的总产量增产69％以上，比1956和1957两年的增产总量还要多二百多亿斤。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上，什么朝代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呢？在世界的农业发展史上，有哪个国家曾经出现过69％的增长速度呢？现在，全国人民正在自豪地庆祝夏季丰收的伟大胜利。我们应该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奇迹。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中国农民，不仅能够作出人类已经作到的任何事情，而且能够作出前人从来没有作出的事情。但是，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中国人民，从来不在已经获得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停步不前，这些已经获得的胜利无论多么伟大，同我们奋斗的目标比较起来，总是渺小的，我们总是把已经获得的胜利作为争取更大胜利的阶梯，作为更大胜利的开始。夏收的伟大胜利是空前的，但它绝不是绝后的；庆祝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秋季更大的丰收，在我国，大秋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全年播种总面积的70％以上，因此，争取今年秋季作物的更大丰收，就有了更加巨大的意义。只有大秋作物的丰收，我们才算取得全年的丰收。
在我国，小麦、油菜以及其他夏季作物，一般认为是低产作物。我们既然能够使小麦、油菜等得以69％的速度增长，变为高产作物，当然也一定能够使素来就是高产作物的水稻、高粱、红薯以及一切大秋作物以更快更高的速度增长。
要取得秋季作物的大丰收，要取得比夏季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还要高的速度，绝不是像‘观潮派’所说的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就能够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就能够使我国的秋季作物获得更大的丰收。
如果说在争取夏季作物丰收的斗争中，人们还不敢设想产量能够百分之十几、几十地增长，还不敢设想一亩麦子能产二千斤（更不要说五千斤、七千斤了）。那么，现在在低产作物的小麦能够亩产七千多斤的事实面前，保守思想已经彻底地被打破了。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丰收的经验时说：“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既然广大的干部和农民群众有决心使大秋作物“亩产万斤”，那就一定能够“亩产万斤”。既然广大农民决心使大秋作物像夏季作物一样的速度和更高的速度增产，那就一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产。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我们几千年，可是经过去冬今春的大跃进，特别是经过争取小麦丰收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斗争，人们不但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而且牢固地树立起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摘自《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1958年7月28日社论）
10月1日，马镇人民公社一万八千多人欢度国庆，欢庆丰收。
从半夜起，公社的一百多个食堂就热闹起来了。厨师们忙着杀猪，到塘里捉鱼，有的到菜园?摘菜。全社大办喜筵，庆祝佳节，庆祝丰收。案桌上摆满了猪肉和活鱼，院子里一堆堆茭白、扁豆、丝瓜和韭菜。享受“五保”的老妈妈、老爷爷们主动跑去帮忙拣菜，笑呵呵地围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丰收和公社成立后吃饭不要钱的新鲜事。
马镇人民公社在江苏省江阴县，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六百五十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有了丰足的粮食，全社在国庆前几天已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制度。不分男女老少，国庆这天平均每人还有四两肉、半斤鱼，全部由公社开支，举行大会餐。
在第三工区九队的食堂里，贫农尹积福一家和全队一百多个人在一起会餐。尹积福今年六十二岁了，子女小，劳力不强。他过去吃饭很“当心”，老是不敢吃足，怕吃过头要超支；解放前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终年为肚子发愁。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全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回家过节的工人，也参加了公社食堂的会餐。他们都为家乡飞跃的发展感到兴奋。上海正泰橡胶厂女工曾金妹说，农村已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走在城市前面了，我们也要往前赶，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摘自《吃饭不要钱以后……》（1958年10月8日）
8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几行标题是：
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把一切保守思想一扫而光
上半年工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惊人奇迹
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 粮食比去年增产八百四十亿斤
新建三十多万个地方工业单位 四百四十四县基本上消灭文盲
再看看1958年《人民日报》上的农业“高产卫星”吧，更能证实刘少奇说大跃进时报纸起了坏作用是有道理的。
水稻亩产前几名是：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130434斤，9月18日（刊登日期，下同）；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82525斤，9月18日；
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60437，9月5日；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52599斤，9月1日；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43869斤，8月30日。
小麦亩产前几名是：
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9月22日；
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7320斤，7月12日；
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7201斤，7月18日；
河南邓县都司乡岁营农业社小流河生产队，7月18日。
写广西环江创水稻第一名的消息说：“本报讯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高产新纪录。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一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
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丁山写的文章《小麦还能大增产》论证说：
今年冬小麦总产量达到六百八十九亿斤，比去年增长68％，并且放出了亩产七千多斤的大“卫星”，刷新了世界小麦高额丰产纪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鼓舞着人们乘胜前进，继续争取水稻、玉米、谷子等各种农作物更大的丰收。但是，小麦明年还能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人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
我们对于今年小麦所创造出来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增长的成绩，当然应该高兴，而且应该大大高兴，但是这绝不能有丝毫自满。自满就会阻碍我们继续前进；何况已经取得的这些成绩又怎能让我们满足呢？不信，请看事实吧！今年小麦总产量虽然比去年增加68％，可是平均亩产量不过一百八十三斤，这难道能不嫌它太低吗？再说，全国虽然出现了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六百斤的高产县，可是也还有平均亩产二十五斤的低产县啊！这又怎能沾沾自喜呢？还有，亩产七千斤的高额丰产纪录，在今天看来确实惊天动地，振奋人心，可是对于思想解放了的中国农民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现在不是正在准备放射小麦亩产一万、一万五、二万……的更大型的“卫星”吗！
说今年地力已经用尽了，这不是事实。今年小麦增产极不平衡的现象，就表明增产潜力还很大。许多人都认为今年小麦是“头重，脚轻，根底浅”。这意思是说，去年种麦时深耕、底肥和密植都不够要求，大丰收是靠加强田间管理得来的。如果我们今年能克服这些缺点，使所有的低产田变成高产田，低产县变成高产县，那么全国小麦的总产量就不是六百多亿斤，而是比它大得多的数字了。
也许还有人说，低产地区增产潜力的确很大，高产地区地力用尽了，增产有困难。这也不是事实。沈湾乡的农民敢把小麦亩产量由一千斤提到二千斤，就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如果认为一个社的范围太小，那就请看高产县的情况吧！河南偃师县今年小麦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一斤，从今年的生产水平来看?这不能算低。据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研究，如果今年麦地深翻一尺以上，每亩播种量增加到二十五斤，底肥三万斤，明年小麦产量翻一番肯定有把握。
这个估计完全有道理。因为农作物生产水平的高或低，决定于人们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水平，而人们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来自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随着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水平必然不断提高。今年，我们有了培育小麦亩产七千斤的小面积丰产经验，有了全县平均亩产六百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经验，有了全国总产量增长68％的经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明年小麦生产一定能够继续大幅度增长，一定能够创造出更高的亩产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