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大学生活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第2章大学生活,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不少大学工作过，有的是很普通的大学，有的则是实力雄厚、卓尔不群的学校。此外，我也观察过不少大学。就像美国有各种不同的教堂和企业一样，不同学校的目标和成就也都独具特色，各有不同。事实上，就连每所学校的内部也都各有千秋：实力最强的院系中通常也至少会有一两个平庸之辈，最优秀的大学中往往也至少会有一个系的水平弱得实在令人羞于启齿，哪怕是最差的学院偶尔也会招聘到学术权威前来任教。

存在这种多样性其实并不令人奇怪，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都会呈现多样性。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牛顿在内，也都写过垃圾文章。一些为由多个作者完成的论文集写的书评中，往往会有这样的陈词滥调：“书中各篇文章的水平良莠不齐。”对此我从来都不以为然。书评这么写，就好像认为，如果任何一位作者独立完成一本著作，其中各章的质量就会整齐划一似的。

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的行业相比，大学对那些极其特殊的人物的容忍度要高很多。比方说，只要某位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哪怕他穿的邋遢得像个流浪汉，他的餐桌礼仪一塌糊涂得像只大猩猩，而且他的课讲的艰深晦涩得令学生无法理解，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默默地包容他。他的伟大会被大加颂扬，他的种种缺点会被容忍。但这在其他行业就行不通了，因为一位企业家、牧师、政府官员或者律师，都必须掌握多种多样的技能，才可能取得成功。企业经营者不仅需要掌握账务知识、公共关系知识，还必须了解市场及产品；成功的牧师必须得有足够的能力调整自己，以适应越来越富裕和老于世故的会众；政府官员必须得学会如何与那些被叫作“议员”的人们打交道，这些人会随时找你的麻烦；律师必须得取悦客户和法庭。

对于大学在网罗学术人才时的这种不遗余力，我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以特立独行著称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阿巴·勒纳（Abba Lerner），都发现很难得到与自己非凡的学术能力相称的他人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反犹太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大学里也非常普遍。大学里的职员就像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其表现也并不能获得比旁人更多的钦佩。

与社会中其他大多数行业相比，学术生活的层次或者工作的类型也显得更加单调。一位资深教授所做的事情与他在青年时候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很喜欢用我母亲的一桩轶事来说明这一点。大概在我34岁那年，母亲问我获得了什么职位（这是以她的概念所能理解的学术生活），我自豪地说：“正教授。”十多年以后，母亲又问了我一遍同样的问题，我回答她的也是同样的答案。这的确是事实。“没有升职。”母亲如此评论。我过去经常拿这件事与母亲开玩笑，但是，她当然是对的。除非我转入学校的行政管理层，或者离开学术圈，否则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成不变的。

我认为，在创造知识的行业中，创造知识能力越强的人越应该得到丰厚的奖赏，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这一行业中进行高度的分工也是理所应当的。我相信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教的那一课：18个人分工制造大头针，每人负责一道工序，一个人负责把铁丝抽出来，一个人负责把铁丝拉直，第三个人负责把铁丝截断……这种做法的效率将是每个人都单独负责完整工序做法的效率的240倍。大头针看起来也许和定理、理论、实验技术、文学批评或者历史合成这些存在太大的差异，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能力有限的人们去学习、去创造。一个人只有在一片较小的地块上才能耕作得更深。

然而，反对专业化分工的人却远远多于赞成者。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大多数高校仍然在努力地向学生们灌输通才教育，以使其成为知识面广泛的人；其表现形式之二，是拥有多种才能的人往往会像英雄一样备受推崇。在一个富裕的社会，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人们能够享有较长的平均寿命，因此当然可以去学习一些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有益但与市场活动无关的技能和知识。事实上，亚当·斯密也曾经严厉地谴责过由于过度的专业化分工而导致人们的视野和思想狭隘。但这与他之前讲的一致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通才教育中也进行专业划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研究音乐欣赏的时候也去学习演奏一种器乐吗？或者难道我就只能关注经济学领域而不能讨论最好的通才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吗？和所有良好的法则一样，一旦被推向极致，专业化也会出问题。

学者的奇思妙想和怪癖也不能掩藏遍布于各学科领域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不像赛跑那样直接和明显，因为同在一个学校的两位学者几乎不会恰好研究同一个问题。一位积极的学者总是试图变革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或者通过改变问题，或者通过改变理论，或者通过改变在这一领域中其他学者正在尝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术领域的竞争会在探索同一个目标的时候变得更加激烈。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三人之间，曾经就关于双螺旋的发现产生过广为人知的对抗。在沃森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里对此有过详细率直的描述。很多时候，学术领域的对抗都是间接发生的。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被权威的凯恩斯学派排斥，他自己也不喜欢这一学派，但他还是主导了1960~1975年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他对凯恩斯体系的批评，他运用货币分析理论来解释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收入水平的观点，都成为当时经济学家争论的中心内容。我曾经说过，弗里德曼控制了康桥镇的那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他们花费很多的精力，去努力反驳弗里德曼最新发表的文章。就像科学史上的惯例一样，弗里德曼也未能大获全胜，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一种新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而改变了方向。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科学史上，主要竞争者出版的著作量之大，也往往令人叹为观止。经济学领域的冠军，是芝加哥大学的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他的著作目录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整52页，其中包括大约500篇在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幸的是，哈里在54岁就去世了。他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非凡成就。其他领军人物也都是如此多产。例如，保罗·萨缪尔森的学术论文装订了厚厚的五大卷，弗里德曼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在150篇以上。以上几位只是这些杰出人物中的佼佼者，并非绝无仅有。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自己：“为什么哈里·约翰逊会有数以百计的想法，其中还有五个属于重要的基础性原理呢？”那时我也已经公开发表了80篇论文，我也需要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其实显而易见，也是很相似的。成果丰富的学者在其数目众多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和交叉，但是这些重复和交叉在其重要的作品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种观点的重复、阐释和应用，对相反观点的批驳，都起到了令学者（也包括提出观点的学者自己）了解、熟悉此种观点的作用。反过来，一种观点的重要性一旦确立，又会使得作者接到众多邀请，让其发表演讲或者撰写文章。无论如何，要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不仅需要智力超常，而且需要精力旺盛。也许，教授们也应该接受检测，看看他们是不是服用了兴奋剂。

一位学者在本领域要发挥重大影响，还有一条即使不能算是最重要，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学生。学生们认真细致地并且是充满认同感地学习和研究自己导师的观点—导师们也经常用这些考试学生。具有这种认同感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学生们在寻找理论中哪些地方是对的，怎么样去完善那些不完整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有能力的学生还能用自己导师的重要观点去说服其他学者。只有在像美联储这样更具学术性的政府机构，或者由少数几个大型公司设立的研究中心（著名的如贝尔实验室）里面，从事团队研究工作的人才能享受到可与经济学家相比拟的支持力度。

此外，优秀的学生往往集中在优秀的学校里。我认识的大多数重要的学者，不管其接受本科教育的学校如何普通，但研究生教育都是在知名大学的研究生院里完成的（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值得注意：有些著名的大学教授，自己在上大学时读的是离家极近的州立大学，但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其首选的常青藤名校录取，就懊恼得恨不得能死一千次）。与此不同的是，有很多非常有学术潜力的大学生，因为个人情况，因为不了解该研究生院的质量，因为更优厚的奖助学金，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却去了实力比较弱的研究生院。为什么这些学生很少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呢？毕竟，主要的研究生院使用的教材都是公开出版的，随处可得。我的解释是，在一流的研究生院里，学生们主要是通过同学来互相学习的。不管是选择要研究的问题，还是为这些问题提供恰当的研究方法，学生们都设立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学们之间的闲聊，是一种比课堂教学和课堂讨论都更有效率的教学方法。我的一位同事说，他认为他在教室里的作用，就是给同学们提供闲聊的话题。我认为，主流学校的研究生能够取得学术成绩，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校友会。对于任何一个取得突出成绩的人，社会上总会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大数学家一样，只因为他数学成就伟大，哪怕他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也没有关系。

与那些没有学术圈子可玩儿的经济学家相比，大学教授拥有一群实力相当的同事可以互相切磋，这一点很有优势。经常与头脑清晰、想象力丰富，且对自己思考的难题有深入了解的同行交流思想，对于发现自己的错误，清除那些时不时就挤进自己脑海中的怪异想法，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拥有自己学术圈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故步自封，坚信德国的大经济学家兼农场主海因里希·冯·杜能（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美好却又错误的观点：一个工人的合理工资水平，是维持其生存所需资料乘以自己生产出的产品的积的平方根。

经常与其他人切磋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思想观点的交流会更加有效率。虽然我和琼斯都讲英语，甚至我们俩在同一个研究生院求学，但我们俩在思考问题时还是会有很大不同。我们思考问题时有不同的顺序，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有不同的节奏。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往往使用对他们自己而言有特殊含义的单词。比如说“Z”这个字母，有些人一看到它，就会联想起冗长乏味、令人厌倦，或者一个极其拖拉疲沓的人；在我们家，在玩桥牌的时候，一旦说出“丽兹豆”（Lizzie Bean）这个词，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A”都打出来。这种情况在所有人中间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亲密的合作会使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有效和准确。如果我认识大卫·李嘉图，我就会更清楚地理解他的著作。这会对理解他的著作非常有帮助，因为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理论还存在诸多争议。

在过去25年中，经济学家之间的合作不再仅限于使双方受益的讨论，而是更多地转向一起撰写文章。如果你去看一本出版于1900年或者哪怕是1940年的经济学学术刊物，比如《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我曾经长期担任其编辑），基本上每篇论文都只有一位作者。然而，现在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论文署名两位或者两位以上的作者，而且这些作者还往往都不在同一所学校工作。

合作变得如此普遍，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合作者们往往具有同等的才华，每一位作者都足以独立完成该篇论文，并且事实上，如果他们并不拥有同等才华的话，那这篇论文就更像是送给实力较弱的作者的一份礼物了。关于合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结果是，每一位作者的学术成果清单都明显地拉长了。显然，对于提高一位学者的学术声誉来说，撰写10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比撰写5篇完整的文章要有用得多。还是因为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所以这些合作的作者们会相互激发灵感，结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联合署名的资格便成为其中任何一位作者促使其他合作者认真地研究自己所思考问题的代价。这种实践的后果也带来了一个麻烦：现在要想评估一个很少独立写作的年轻学者的科研实力，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由于有实力相当的同事和合作者、有给予支持的学生、有可以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在当代社会悠闲自在的绅士们的消失，在20世纪初，经济学成为一个几乎包罗万象的学术门类。现今，在商业机构和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远比在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人数多，但研究的中心仍然在学术界。

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例如，我曾经提到过的大卫·李嘉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证券（政府债券）经纪人，后来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再后来，只用了短短8年（1810~1817年）的时间，就成为我们这个学科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东印度公司做高级职员。

生活在大学之外，的确也拥有很有优势（可能李嘉图就不需要参加没完没了的委员会会议），但如果真是要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话，学术圈内生活的便利还是会大大超过那些优势的。

我的学术旅程

1936年，在艾奥瓦州立学院，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学术生涯。这所学校是当年芝加哥大学老师知道的仅有的两所提供学术职位的学校之一（另外一所位于俄亥俄州）。如果不是霍默·琼斯放弃的话，就轮不到我了。霍默是一位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终为圣路易市联邦储备银行创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经济学研究中心。后来我告诉他，如果他当年接受了艾奥瓦州立学院的教职，没准儿我就会成为西雅图的一个房地产商人。总之，在这里当老师，待遇还是非常丰厚的：年薪3300美元，每周讲12个课时。对于现在的教授来说，这样的工作量听起来还是相当繁重的，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对于不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和待遇绝对属于“钱多事少”型，令人艳羡不已。我岳父就说，我这等于是拿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偷钱的许可证。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我平生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教的那门课叫“经济学原理”。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也是，这门课的内容主要是介绍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下社会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在开学前，我精心地准备了前五六周的教学内容，那时每学期有12周。在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大约刚过了45分钟，我诧异地发现我已经把备课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讲完了！我一下就慌了：现在我能坚持上完这一节课，可是剩下的那么多节课我该讲什么啊？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对于很多初上讲台的年轻老师来说并不算离奇，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知识储备从来也没有达到过丰富得令课堂时间不够用的程度。

当时的系主任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后来他去了芝加哥大学（比我回芝加哥大学的时间要早）。他对很多重要的问题具有非凡的直觉，不仅率先把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农业问题研究领域，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他也都是同行中的领军人物（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艾奥瓦州立学院，我有不少十分出色的学生，其中一个就是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后来他先后成为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经济系主任以及教务长。

1938年，在艾奥瓦州的首府得梅因召开了经济学家春季会议。会上，我碰到了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弗雷德里克B.加弗（Frederick B.Garver），并且得到了去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邀请。我答应了。虽然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一直到1946年，但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离开了三年，开始是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中心，参与一个早期的运筹学研究小组的工作。

在我当时任教的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研究远不及现在这么繁荣，但对我来说，这所学校的经济系确实很好。在这里，我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如弗朗西斯·博迪（Francis Boddy）；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最后一年时来这里的。加弗本人是一位非常有竞争力的经济学家，只是他缺少一种素质—自信。他总是问自己：“如果我在这一领域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那么我这篇论文有没有达到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作品那样的深度？”也有人曾经劝过他，如果人们都以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是否可以发表，那么在学术领域都不会有学术期刊存在了。可是这对他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1946年春天，我接到了芝加哥大学希望聘我做教授的意向书。对此，我既高兴又期待。这份意向书能否被学校行政机构批准，还得取决于面谈的结果。我动身去了芝加哥大学，见到了校长欧内斯特·科尔韦尔（Ernest Colwell），因为校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那天正好生病了。结果竟然是我被拒绝了！科尔韦尔说我的研究过于注重经验主义。毫无疑问，那个阶段我的研究确实有这样的特点。最终，芝加哥大学聘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这一职位。科尔韦尔校长和我共同发起了新芝加哥学派，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别人把我们两个人相提并论，但我们两人的确都因此而在学界备受称道。即使没能去成芝加哥大学，我还是离开了明尼苏达大学，去了布朗大学。在那里，我和有着杰出领导艺术的亨利·里斯顿（Henry Wriston）做同事。在布朗大学，我和老朋友默顿·斯托尔兹（Merton P.Stoltz）度过了非常欢乐的一年。我在这里只待了一年，然后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我们把家搬到布朗大学的时候，玛格丽特允许我或者说是说服我，在以后我们再搬家的时候采取如下措施：我要在她看到新家之前把房子买好。这样的安排，至少对玛格丽特来说，不好判断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最终我为买房子支付的钱，往往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让玛格丽特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新家时显得过于失望。对于她的这份宽容，我当时真的并不觉得应该怀有特别感激。最初布朗大学对其教授有一项优惠措施，就是在购买房产时可以给予财产税免除。但是，在我到这所学校时，这一优惠的免除额已经被降到资产估值为10000美元了。而且我发现从那时开始，即使是这么低的免除额也被取消了。教授们的确有一些在税收方面的特权，但我还是对这项财产税免除被取消感到非常遗憾，尤其是据说取消这一优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我们对那些有钱寡妇的吸引力。

大城市中的大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位于一个大城市是其显著的优势。因为这样的大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律师、商人、艺术家、音乐家等。不仅职业种类多样，并且民族各异，语种繁多。

一所偏居一隅的学校往往会趋向同质化，包括教工和学生的类型、文化的品位、活动的偏好等，部分原因是，大学里的老师们都倾向于雇用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员工。但是，如果这所大学坐落于一个人才多样、品性多元的大城市，那么这种同质化，包括过于浓厚的书呆子气都会被大大削弱。不过，跻身于大城市中的大学，也的确存在一种过于沉迷于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的危险，就像那几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一样。

因此，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大学，甚至是大部分优秀的大学，都紧邻大城市或者就位于大城市之中，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如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著名大学。在1947年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来到了一所真正优秀的大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在之后的十来年当中，哥伦比亚大学却没有再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到达之后不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事实证明，这一任命并不明智，无论是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来学校来说。他发现学术生活并不那么引人入胜。可能是因为大学实行的是高度自治的民主体制，这几乎恰恰与军队组织的层级管理机制相反；或者，也仅仅可能是因为他对学术生活不感兴趣：大学是一个在小茶壶里能掀起大风浪的所在。一个人如果不能被知识探索的迷人魅力所吸引，那么在一所大学里待着将会令他感到索然无味。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开始向学校请假，去研究军队建设了。或许他在为其下一份职业做准备。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变革一所大型院校，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依靠校长和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学校的变革，但是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大学的教师。如果大学教师们追求高品质学校的愿望足够强烈，这所学校就会达到一流水平；如果教师们对学校的质量并不在乎，那学校肯定就会陷入平庸。实际上，大学校长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权力。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就曾经说过，在他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时候，学校里的遗传学家根本不注意他提名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加盟的哥伦比亚大学还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在经济学方面，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研究领域广泛的教师。亚瑟F.伯恩斯（Arthur F.Burns），是当时邀请我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人物。他后来成为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并以此闻名于世。再后来，他还做过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那时我常常可以见到他，有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更多的是在国民经济研究局。亚瑟是一个多才多艺、能力超群的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超人的自制能力，他的忍耐力和持久力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一位研究人员莫德·派克（Maude Peck）曾经告诉过我，1929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受雇去帮助伯恩斯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完成一部题为《商业周期测量》（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的著作。这部著作一直拖到1947年才问世，即使如此，作者还不太愿意出版。

有一个关于亚瑟的传说是这样的。那还是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期末的博士生口头考试，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问他，假如你是财政部长，你面临着一系列可怕的财政灾难，比如物价飞涨、银行倒闭，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的财政困难，你将会怎么办？伯恩斯回答说，他将从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一位有着红色头发的、既年轻又聪明的经济学家（意思是指詹姆斯·安吉尔），来对付这些难题。这一答案使安吉尔感到不悦，却逗乐了考试委员会其他成员。

有一次，伯恩斯关于消费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向国民经济研究局递交了一份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草稿中，他向密歇根大学的调查专家、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表示祝贺，因为其发现消费者的行为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收入水平。我劝伯恩斯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亚瑟，你不能把那些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说是由一位现代的学者提出的。”他说，你等着瞧。几个星期之后，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给伯恩斯写信，要求把他的名字列为这一全新发现的合作者。如果由我来写这段文字，我难免会流露出嘲笑的口吻，并且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在亚瑟担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那些年，一位朋友说，哪怕他只用一半的精力来做经济学研究，他也会比华盛顿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做得好。当然是这样的！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博士学位候选人口头考试的。有四位来自经济学不同研究领域的主考老师，他们每位有半小时的时间来考查候选人在各自领域的知识掌握程度。候选人通常都非常紧张，对口头考试来说，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有利的一面是，主考老师一旦发现候选人回答得不好时，往往会转向其他问题，以使候选人能够表现得更出色一些。当然，主考老师经常在属于他们的半小时中展开激烈的争论，并且问候选人的意见如何。在一次考试中，亚瑟从一位女生开始提问，问她是否了解有关商业周期的所有知识。当然，这位女生说不是。亚瑟于是说：“提问我半个小时的问题吧。”如果这位候选人能够对商业周期知道得更多些的话，她将会理解，这种考试的技巧是多么巧妙。

亚瑟是一个口才极佳的人，而不能仅仅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他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在讲话时往往汪洋恣肆，与他写文章时的字斟句酌一点都不一样。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同事经常会因为停下来和亚瑟说句话而耽误了吃晚饭。

当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还有其他出类拔萃的同事。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ery）在公共财政领域当时就已经是一位主要的领军人物了，后来他转向拍卖理论的研究，同样做出了优秀的成果。在实力雄厚、研究方向多元的经济系教师中，研究国际贸易的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研究公共财政的卡尔·舒普（Carl Shoup），研究公共事业的詹姆斯·邦布赖特（James Bonbright），研究经济统计的弗里德里克·米尔斯（Frederick Mills），研究经济史的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约瑟夫·朵夫曼（Joseph Dorfman），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教的课有“经济理论”“欧洲经济思想史”（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朵夫曼认为1890年以前贫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更有意思），以及“产业组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待到1958年，之后我就回到了芝加哥大学（见第10章）。

每一所优秀大学的氛围都是卓尔不群的。例如，我最为熟悉的芝加哥大学，虽然在1992年的时候开始准备庆贺其百年盛典，但它却奇迹般成功地保有自己的青春与激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能让人类脱离简单。对于追求这种知识的近乎浪漫的坚持不懈，也许是芝加哥大学优秀成果层出不穷的最恰当的解释。我们学校法学院曾经有一位教授，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所做的研究已经广受赞誉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们他要离开学校，因为他已经失去做研究的欲望了。我也加入了劝他回心转意的队伍：“难道你就不能只教教学生？你的那些研究成果足以支撑你在这里待下去了啊。”“不行，”他说，“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个适合退休学者的好去处。”从表面上来讲，他是错的，因为一些人不做学术研究了，照样过得很舒服；但从深层次来说，他是对的。那些并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许被学生爱戴，并且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服务，但这些人已经不能被视为探索科学真理的勇士了。

在芝加哥大学，同事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同心同德的温暖情谊。即使同事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并不十分相关，他们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大家会认真地阅读彼此的论文初稿，并且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期待着论文作者能对这些评论给予回应，哪怕是尖锐的批评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我特别理解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在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作为一个教授还会有孤独的时候。”

一个人长期坚持献身学术研究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批学者都同时孜孜以求于学术研究，这种现象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当然，一个人在从事过一段学术研究之后，这种精神是会自我加强的。钟情于这种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学者，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团队中来。在我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来到了一个有着浓厚学术氛围的研究团队，在这里，资历长、年功高并不能被视为可以不做学术研究的借口。

这种充满了像小蜜蜂一样勤劳的研究者的学术机构并不多见，因此有时这些机构会显得特立独行。20世纪30年代时的伦敦经济学院曾经洋溢着这种令人兴奋的学术氛围；在萨缪尔森时代，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也是如此引人入胜。大多数的大学则比较平庸，目标也更加多元化。对大众舆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是哈佛大学推崇的价值，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大学所追求的，只不过是达不到哈佛大学的水平而已（这里有一个流传很久的关于哈佛大学的笑话。如果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很难能够凑够数了；如果共和党人做了总统，那么哈佛大学的督学委员会就很难达到法定人数了）。

我对大学生活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评论。经济学家有一个显示性偏好理论，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一理论是说，人们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而非语言来显示自己的偏好的。18世纪早期，有一位极其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叫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曾经非常恰当地描述过这一理论：

如果一个人仅是口头上说什么是最好的，这不能认为他喜欢“享受”什么，而是要看他最喜欢“享受”的是什么……约翰在切布丁的时候，总是切的少得以至于只能说是比没有稍稍多一丁点儿。就这么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点儿，你看到他在咬牙切齿地嚼啊嚼，然后像吞木柴一样地咽下去。接着，他狼吞虎咽地大吃特吃牛肉，一直塞到顶着喉咙。如果他每天都嚷嚷着他的最爱是布丁，他一点儿都不喜欢吃牛肉，这听起来不令人觉得生气吗？[1]

当我运用这一理论反观自身的时候，有时我还是觉得挺尴尬的。举例来说，在学术生活中，少不了有形形色色的委员会，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开会是一件极其浪费时间、效率极低的事情，因为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是如此漫长，容纳了太多妥协的方案使得会议决议早已与初衷相距甚远。有一个关于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的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位女士告诉凯特林，最近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独自一人飞越了大西洋，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凯特林的反应是：“女士，如果一个委员会能够集体飞越大西洋，那就更了不起了。”

当然，我也认为委员会的确一贯是低效而浪费时间的。但是，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活跃的委员会委员生活时，“显示性偏好”理论泄露了我的底细。我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师指导委员会的主席，还是其他几个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又担任了顾问委员会的发言人。这些都不是什么有实权的行政职位，而是连接教职工与学校行政部门的沟通桥梁。

在一流的大学中，良好的沟通至为关键。教师强大的力量不容忽视，但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又过于多种多样，以至于难以形成一个可以辨识的行政力量。只有经过理性的讨论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行动意见。我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频发的动荡中，芝加哥大学之所以受到的冲击没有像其他大学那么激烈，是因为通畅的沟通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们教师团结一致，共同抵制那些年轻的暴乱分子。60年代后期，有些特别激进的学生运动分子简直可以说是暴徒，他们为了实现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目标，竟然鼓吹暴力，压制言论自由，并打击其他传统的自由观念。然而，这些学生还是比不上教工中的一些人那么罪恶。有一些教师一面批评学生们的强制手段，一面却公开表示同情学生们要将大学政治化的思想。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就不会那么激烈，也就不会给现在的学术机构中留下政治介入和党争突出的后遗症了。这不得不归功于爱德华H.利维（Edward H.Levi），他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后来担任校长。利维拥有惊人的智识水平和非凡的耐心。当然，教师参与机制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机制，早些时候是为了处理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与一大批教师的剧烈冲突而设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相信在那一冲突中，哈钦斯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以上这些就是我一生中主要的学术关系。

[1]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1714年版，1924年重版，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第151-152页。（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过中文版，译者肖聿。——译者注）

第2章 大学生活

第2章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