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大萧条和战争时期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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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衰退是现在的人们非常难以再次体验的。实际上，当时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也都与此类似。当时有数以千计的银行破产。我现在还能记起来，1933年在华盛顿大学召开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上，在银行破产的消息传到会议厅的几分钟内，很多与会者就都溜了，留下的人已经不能达到会议的法定人数。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最高峰时，每四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是失业的。价格下跌到了令人恐怖的水平：那年我陪着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州有过一次旅行，途中我曾经以一美分的价格买了一磅无籽葡萄！

大萧条的得名，不仅在于当时经济活动低迷程度之深，而且在于其持续的时间也是空前的。直到1940年，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总额都没有能够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此时，美国总人口已经比11年前增长了1000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才降到20世纪20年代时的水平。经济状况悲惨，社会中到处充斥着私人企业主和资本家的抱怨。

研究经济萧条和失业的原因及其对策成为当时年轻经济学家的重点工作，尤其是在1936年约翰M.凯恩斯（John M.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简称《通论》）一书问世以后。这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但又相当重要且充满智力挑战的领域—总收入和失业，这一领域现在被称为“宏观经济学”。那个时候我欠缺对此的研究，当然并不能归咎于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早在凯恩斯的书出版之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在倡导货币扩张和加大市政工程建设的力度了[见J.罗尼·戴维斯（J.Ronnie Davis）著作《新经济学家和老经济学家》（The New Economists and the Old Economists，1971）]。可能是因为我在潜意识当中就希望避免过于复杂的问题，即使到了现在，我还是觉得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应对之策达成共识是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得对经济生活的关注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因此经济学研究步入兴盛时代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这种兴盛既表现在学术层面—一大批最优秀的研究生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因为经济学看起来是能够解决社会中最紧迫问题的学科专业；也表现在商业层面—至少和当时其他大多数学术领域相比是这样的。联邦政府开始大量地雇用经济学家，随后不久，华盛顿便聚集起了一大批年轻的经济学家。美国逐渐从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并进入战时状态，这个时候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更是日益增长。我估计，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政府中经济学家的数量也没有明显减少。

经济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繁盛的“物种”：安装玻璃窗的工人也可以在冰雹过后发财。当然，必须补充一点：安装玻璃窗的工人并不能真正从冰雹灾害中获利，从长期来看，他们所获得的也只是维持他们的收入不增不减而已。如果他们获利过多，那么其他人就将蜂拥而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的整体收入降低—新加入者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雹灾”。同样地，由于需求旺盛，导致经济学家的数量剧增。

我于1935年加入到这个拥挤的群体中，担任美国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一个微不足道的助理经济学家，当然这个职位很适合我。无论这个委员会如何伟大，永远可以完成各种艰巨的工作，但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是很窄的。我的任务只是帮助评估联邦政府的工作或项目对州或地方政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据此对州和地方政府计提税费。例如，一个大坝或者一个防洪项目令附近的土地增值，那么计划委员会就会问了，为什么不对这些获益进行评估，并据此对这些地区收取些费用以补贴该大坝或者该防洪项目呢？我真的不希望自己能清楚地记得那些评估做得是好是坏，因为对于这种工作，我的确只是一名“业余选手”。我们的工作成果，最终也有一些被零星地纳入委员会的报告中，但整个项目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认真执行。在1935年的美国，没有多少地方政府有能力为联邦政府在当地投资的公共设施带来的收益而付费。

所有这些关注对经济学都既有有益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科学研究介入政治决策过程，会使得这门学科的研究切实应对真正的问题，这是其有益的一面。但是，科学研究也往往会面临它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严重的低迷不振，会使得拥有一些经济学知识的人产生疑惑：如果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这一疑问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最好的”经济学知识并不总是在任何时候都环绕着光环，以便能够很快地被人识别出来。在处于紧急的危机状态时，应对危机的新理论被提出来之后，有人信服，有人反对，但在当时都得不到实践的检验。可实践检验才是科学发展的核心过程。对新理论解决真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进行检验，需要经过严密的、长期的验证，其中不乏激烈争论和多次反复。一个新理论被证明正确，往往需要花费10年或20年的时间。谁能够等到在那么长时间之后，才依据这一新理论去实施提高就业或拯救即将破产银行的措施呢？

例如，1932年出版的那本非常著名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作者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和一位非常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这本书指出，股东对自己拥有的公司已经失去了控制权，公司的实际管理者仅仅按自己的口味去经营公司，一种专业的官僚机制正在经营美国的大型公司。为了说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严重程度，两位作者引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1930年，20位份额最大的股东只拥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4%的股票，而公司管理层拥有的股票份额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不负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在这本著作中，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差异值得注意。法学家阿道夫·伯利一直在追问，公司管理者到底有没有为自己牟私利，给自己超高的薪水，从而伤害了股东的利益？因为如果公司管理者那样做，就是可耻地背叛了股东的信任和委托。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已经在法庭经过充分辩论的案例来探究这一问题。

经济学家则与此不同。加德纳·米恩斯认为，这些不光彩案例的出现，既不能证明公司管理者的非法自利行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也不能证明因此就需要对其采取一系列新的管理控制措施。对于一个拥有几百万家公司的经济体来说，每年即使有25件甚至100件不光彩案例出现，其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些案例中，即使每家公司的管理者给自己支付了超出应得报酬五倍的薪水，那也占不到全国1%的公司管理者薪水的1/10。

故事才仅仅讲了一半。当然应该惩罚这些肆无忌惮的公司管理者，使他们的数量减少，而且，事实上，传统的关于信托责任和欺诈行为的监管条例的出台，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部公司法律，或者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条令，可以一劳永逸地永远消除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即使这些法令在不断地改进。即使有人可以构想出无比严密的防范措施，也不太可能会得到实施。过于严密的防范措施可能会妨碍公司的正常决策，这一成本将远高于能为股东节省的利益。然而，最终法学家的观点在当时主张占据了上风。

即使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也还是可以对这一理论进行验证的。假定公司管理者谋取私利的现象严重，那么公司管理者越独立，导致他们付给自己的薪水应当越高，但是这一结果并没有出现。在股权分散的公司里，公司管理者的薪资水平，并不比规模相同但股权集中的公司里管理者的薪资高。然而，伯利和米恩斯认为，公司管理者的独立性和其薪资水平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高度分散的股权将使得股东们很难联合起来，以监管或解雇管理者。从资产回报率这一指标看，股权分散的公司也并不比股权集中的公司盈利少（在1932年，应该说前者并不比后者的亏损多）。虽然有很多证据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很容易地搜集到了，但对这一理论的验证，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出现。

米恩斯博士很快又发表了第二篇强有力的论文。他指出，市场竞争的时代即将结束，价格将由大公司一方单独确定。价格不再由供需双方决定，而且一旦由主要的生产者确定后，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不再变动。用米恩斯的话来说，就是价格受到了操纵。既然工业产品市场不再愿意接受竞争约束，那么是否应该由公共组织来管控它呢？

很快，批评者就挑出了这篇文章的一两个漏洞。不过，从后来米恩斯这一观点的流行程度来看，这几个漏洞瑕不掩瑜。举例来说，米恩斯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很多（公布出来的）价格都具有刚性，这种刚性是现代社会新发展出来的。这一刚性价格是引致大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弗里德里克·米尔斯（Frederick Mills）和唐纳德·汉弗莱（Donald Humphrey）指出，与米恩斯所说的相反，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890年，相似的刚性就已经显现，因此，对于20世纪30年代与之前几十年为什么如此不一样的问题，刚性价格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关于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现象，在米恩斯提出自己见解之前的几十年，已经有了不少研究。然而，公共管制措施的变动，主要是出于自利，而非无知。稍后我将对此加以阐释。

我不想过多地溢美米恩斯博士，以使得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误以为，在大萧条时期，他是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唯一创立者。还有一门经济学理论在随后几十年也获得了独立发展，它对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垄断理论，或者叫不完全竞争理论。1933年，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剑桥大学杰出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张伯伦和罗宾逊的主张虽有不同，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他们还是拥有某种共识的。他们共识的核心是，他们都确信像英国、美国这类的现代产业经济体，已经不再是竞争性的经济体了；几乎每个大公司都获得了某种垄断实力。对于这些公司如何获得这些垄断实力的，两者的观点不同。张伯伦认为，公司的垄断实力来自于每个销售者和其产品都不同于其他的公司和产品，即使这些公司销售的是同一种商品，如牙膏。罗宾逊则认为，公司的规模与其在市场上的实力相关。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拥有市场垄断实力是因为它占据市场上40%~50%的份额，并不是因为雪佛兰汽车、福特汽车与通用汽车不同。罗宾逊的著作用词讲究，清晰易懂；张伯伦的著作更加关注现实经济生活。

通过强调现代西方经济中的垄断和寡头（极少数销售者）现象的普遍性，张伯伦和罗宾逊的这两本著作以及后来由此引发的大量文献都强化了加德纳·米恩斯的理论。此后的40年中，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更加注意垄断和寡头现象（米恩斯还发表了关于竞争集中度的统计研究，集中度是研究少数大公司的产品占市场份额的术语）。

一门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在发生基础性变化的时候，所有人的研究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新的关注点[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称其为“范式”（paradigm）]界定了值得研究的新话题。对于新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会深受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就在质疑垄断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普遍性。[1]即使如此，在那些年，我像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一样，写了大量关于垄断的文章，数量远超出我关于竞争的文章。一篇对垄断理论进行大力批判的文章，和支持这一理论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有助于令教授们的关注点持续停留在这里。

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就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我的学位论文写作上，不怎么关注公司治理理论了。在艾奥瓦州立学院，我作为助教，度过了愉快而又忙碌的两年时光。最终，在1938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有一次，像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我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经济学家在评判好商品和坏商品的时候，是可以保持中立的。比如说鸦片和猪排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对于学生们说出的任何一个商品的特性，我都可以在另外一个商品中找到相对应的方面。有一个学生说，有许多人吸食鸦片上瘾，无法戒除。我立即回应说，我就是猪排的瘾君子。在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时，班上30个学生，每人都送给了我一块非常漂亮的猪排，无一例外。于是，我的猪排瘾一下就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

那年秋天，我和妻子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开始营建我们的小家庭。那是1941年，在一个阳光明媚、令人身心舒畅的早上，我正在逗我们4个月大的儿子玩，电话铃响了。我的朋友弗朗西斯·博迪告诉我，珍珠港遭到了袭击。我家的收音机坏了，所以我没有能够听到这一消息。

我经常想，如果经济学家是战争的主宰者，那么尽可能少地发动战争，是不是会有损于其统治地位呢？只要经过合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标语是不对的：“重金防御，绝不进贡。”（Millions for defense，not one cent for tribute）通过购买奴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我们历史上那些血淋淋的战争呢？就像1933年，在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通过为奴隶购买自由而避免了战争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金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暴力。以暴制暴将会给潜在的进攻者带来无法避免的巨大代价，从而可以使一些国家放弃敲诈勒索的行为。战争的激情还可以让独裁者易于把战争的成本转嫁到人民头上，而如果是因为要缴纳贡品或者支付赎金而提高税收，这一措施基本上是行不通的。独裁者可以以极低的薪水招募到士兵去打仗，这一工资水平比国内公民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但你很难相信这些年轻人会同意把自己工资的税负水平从1/10提高到超过9/10。更为根本的是，金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战争？一个古老的智慧是，战争可以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越南战争是个例外），但是这种团结是不是通过形成一个共同目标或者打击持不同意见者才实现的呢？

大多数年轻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变化。我在生命中第一次尝到变化的滋味是在1942年。那时我加入了价格管制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前身机构，处于利昂·汉德森（Leon Henderson）这位投机取巧型的领导之下。汉德森在华盛顿获得了一定声望，因为他是成功预测到1937年发生经济低迷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公众总是很宽容的，他们忘记了或者说是原谅了此人前几年一直都在错误地预测要发生经济低迷。直到现在，我还把那种持续不断地做同一种预测、直到这种情况偶尔应验的方法叫作“汉德森式预测法”。

汉德森主要负责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职责是说服商人不要抬高价格（“某种商品的价格毫无理由地升高了，商人必须使价格保持平稳”）；另一个部门叫国防财务小组（the Defense Finance Unit），就是我所在的部门，主管人是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门的任务是设计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我们反对价格管控，事实上也反对对商人进行说服工作。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同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在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聪明，鼓励价格管控部门的同事，哪种商品的价格毫无理由地升高了就去卖哪种商品。毕竟，毫无理由升高的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这样通过售卖短缺商品就会小赚一把。当然，我们是在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仗。在价格管控的权力被赋予价格管制办公室之后，随即我们就被价格管制的支持者压制了。这些人很快就促成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来担任价格管制系统的负责人。一只狐狸进到了鸡窝？我很快就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学术界。

将军、政治家，包括经济学家也一样，我们绝大部分人对现代战争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一点贴近现实的思考，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国防财务小组提出了一个每年额度在20亿~4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方案，整个小组中只有霍默·琼斯一人坚持要在这些数字后面加个0，以使预算规模与真实作战时的需要还能接近一些。我们还见到过一个1939年以前编制好的军事采购计划，这个就更加荒唐了—里面还包括了骑兵装备！

许多年后，我收到了查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的一封信，问我是不是真的曾经说过，如果曼哈顿发生了爆炸，疏散人群的最好办法就是动用价格体系。我被他这种说法吓了一跳，因为我甚至连曼哈顿会不会爆炸的问题都没有想过。但是我告诉加林，在曼哈顿爆炸的第一时间里，任何一种疏散的体系都会荒诞不经、混乱无效。然而，如果爆炸一再发生，我倒是认为，价格体系是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我的答案前半部分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我现在比当时更加相信市场体系的灵活性、适应性，相信市场在赚钱方面的神通广大。不过，我祈祷最好永远也不要有机会验证我的答案。

随着战事的发展，我最终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由艾伦·沃利斯领导，成员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雅各布·沃尔福威茨（Jacob Wolfowitz）等统计学家，后来莱昂纳多·萨维奇（Leonard Savage）也加入其中。该研究中心是美国开展运筹学研究的先锋，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把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运用到解决战争中的实际问题以及战时采购问题中去。具体的任务，比如邻近炸弹的引爆、驱逐舰发射鱼雷需要的距离、战斗机的军事装备等。我们中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瓦尔德发明了一种新的统计分析方法，叫作序贯分析法（sequential analysis）。在采购火箭推进器时就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质量检查，每个月所能节约的费用，就比我们整个中心在战时所有的开支总和还要多。至于我在我们中心所起的作用，我所能给予的评论是，并不算大，不过至少还没有帮敌人的忙。

在这一时期，少见的能够轻松片刻的机会往往来自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提出了一份向日本开战这一正确策略的备忘录。我向备忘录的作者表达了祝贺，为他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就重新发现了直到1820年以来的经济学。这种显然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所做出的评论，很快就招来了约翰·图基（John Tukey）火力猛烈的批评。不过，后来我们俩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同时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员，他在那时原谅了我。另一篇由一位并不知名的数学家撰写的文章激发了我，我又写了一篇“轰炸日本：我们应该持续不断还是应该断断续续？”艾伦·沃利斯认为数学家那篇文章的言辞过于粗鄙恶劣，连我的文章他都不看了。

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很窄的领域迅速成长为一个专家。我当时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飞机在不同火力（如2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50口径机枪，以及其他不同火力）攻击下的受损程度。在我们中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超过6个月的时候，就有另外一家战争研究机构向我们咨询飞机受损性的细节问题了。某一天我可能还在通过丈量我们办公室秘书的身高来估计一个坐在座椅上的飞行员占据多大的目标空间，很短的时间之后，就会有另一家研究机构来找我，非常严肃地和我讨论这一数字。也许我早就应该从经济学中学到这个经验。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1882），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写出了一部专著，由此开创了关于价格变动水平测算的现代研究。他测算了19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和开采黄金之后，对英国价格的影响。他发现黄金价格每年有1%的“明显下降”。由于其非凡的创造力，杰文斯在1863年一鸣惊人，成为一位专家。然而，一个人成为一位专家，往往只需要在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做出成绩即可。1947年，我写了一本关于家庭佣人的著作，竟然就成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个（也许还是最后一个）研究这个日益萎缩的群体的职业经济学家。一个人能够成为某一问题的专家，是因为没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值得共同讨论。很少有人愿意分吃一粒葡萄。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经济学家很快地重新回到了各自的研究岗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事研究工作了。战争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没能继续吸引经济学家的兴趣。在此后的和平年代，我没有见到任何一项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战争的经济学研究。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本质上，我们是应战争的需要被征召来工作的，但是这种应征的形式，很难让人爱上这里的工作。很快，我就离开了明尼苏达，回到了布朗大学。一年之后，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过学术研究。

[1] 多年以后，当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经济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在回纽约的飞机上，令人惊讶的是，在我邻座坐着的竟然就是爱德华·张伯伦。他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关于垄断竞争理论，你和奈特教授是我所知道的误解最多的两位。”谢天谢地，多亏了这次航程非常短暂。

第3章 大萧条和战争时期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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