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帝王般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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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失业以及金融市场等这些领域的问题，经济学家拥有一种专有的兴趣。他们假定，诸如以下这些问题都是专属于他们来解决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工资是否因为歧视而被压低，保护性关税是否降低了一国的收入等。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知道所有的答案，就像医学家不能够回答所有与疾病相关的问题一样。不过，这的确意味着，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对传统经济学问题给出的答案，至少和其他学科的学者给出的答案一样好，很可能还要好出很多。为了免于被排斥，我当然也接受这一观点。

有人认为，无论从业人员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勤奋，任何一个行业的工作都是无止境的。的确是这样的。经济学中充满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随着我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取得进展，这一问题经常会被证明它比我们预料的要深刻和复杂得多。举例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资本市场，以及资本是如何积累的、是如何分配到不同的使用者手中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一些简单的问题竟然还是不能给出合理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在大多数社会中都通过了限制高利贷的法律，对最高利率加以限定，而事实上，这样的法律并不能帮助那些贫穷的借贷者。相反，禁止穷人以支付更高利息的方式获得贷款，以抵御他们不能偿还之前的贷款的风险，这样的法律反倒伤害了穷人，剥夺了他们进入合法资本市场的权利。

在第7章中，对于经济学家在政治制度和实践方面所做的繁重工作，以及对传统经济事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我已经进行了评论。为什么经济学家的工作领域能够得到如此扩展？很容易解释：政府在经济运行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往往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扩展从字面渊源上，也有很好的解释：毕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1760~1870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往往被叫作政治经济学。对于我来说，真正的迷惑之处在于，为什么经济学家在运用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分析政府的经济作用方面，进展得如此缓慢呢？

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其他领域的问题，曾经遭遇到不仅来自经济学家自己的反对，而且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对此奋力抵制。这将是一个会一再重复的话题。批评者喜欢就这些扩展的问题提出问题。像鲁本·凯塞尔这样一个不像批评家的人，也曾经挑战我：“如果政治行为是理性的，那为什么国会议员会在竞选前降低税率，而在胜选后却提高税率？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把选民当傻瓜看吗？”凯塞尔最多花了五分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却让克莱尔·弗里德兰和我考虑了整整两天时间。得出的结论是，凯塞尔给出的事实假定本来就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在选举前，还是在选举后，税率总体上都是提高的。

这个例子启发我对科学批评的本质进行思考。再没有比向学者建议一项新的研究工作更容易的事情了：这一讨论的结果，与法国（或者好一点，苏联）的实践经验有没有矛盾呢？如果考虑到人口的民族构成因素，那么这一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每个这样的建议或者批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但是却会耗费研究者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探索。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建议：如果一个批评者的建议是富有成效的，那么就应该得到奖励；如果一个批评者提出了错误的建议，就应该向他课税以部分地补偿研究经费。我的同事告诉我，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用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学术界一片沉寂。我的回应是，这正意味着对于良好建议的奖励额度实在太低了。

不过，还是让我言归正传。经济学逻辑的本质，就会要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极为广泛地应用于解读社会现象。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运用不同的资源，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进行有效率的选择的问题。不管是金钱、一碗生奶油，还是可利用的时间，哪怕是诚实、能干的名声，都是资源。以前的人们曾经运用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与我们现在熟悉的价格和市场问题相去甚远的问题。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菲利浦·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喜欢吃鲜鸡蛋，1910年居住在伦敦市中心。他曾经评论说，如果他把家搬得离市中心越远，他就越容易养小鸡，因此也就越容易吃上鲜鸡蛋。然而，他的家搬得越远，他的朋友们来看望他的次数就会越少。可是他也很爱他的朋友们。因此，他说，他要把家搬到一个足够远的地方，即再远一点，由于朋友们来看他的次数减少带来的损失，将超过他由于吃得着鲜鸡蛋带给他的收益。这一决定运用了经济学中一个很普通的原则：配置一种资源（在这个故事中，主要指的就是空间），使得边际收益在两种用途中的回报相等。如果我们把鲜鸡蛋和友谊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比较的呢？

像这种异想天开的例子，在整个经济史中俯拾即是。1776年，亚当·斯密就发表评论说，人们可以从宾夕法尼亚州的教友派信徒解放其奴隶的事实中推断，那个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奴隶已经所剩无几了。他说，这样的行动之所以会被实施，是因为这样做几乎没有什么代价。即使慈善都反映了经济学中的需求原则：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时，人们往往会买得更多。几十年以后，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报告说，靠近伦敦的农地竟然比远离伦敦的农地便宜，这一结论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事实完全相反。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由于远离城市，那么那里的农产品在运往城市市场上的时候不得不承受更高的运费，因此远离城市的地价会更便宜些。科洪对自己结论的解释是，距离伦敦越近的农场，农作物被偷的概率越大！今天，在评估一项资产的价值时，测量这一地区的犯罪成本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经济学家的视野经常会超出其传统的领域。然而，这种超出有用吗？以威克斯第德的故事为例。他建议，要使他吃上鲜鸡蛋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他的友谊所获得的边际收益。这种建议又有什么用呢？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会恰好与他面临一模一样的选择，即使正好有，这一建议也不能告诉我们，到底应该居住在离伦敦市中心或者洛杉矶市中心（如果它有中心的话）近一些，还是应该远一些。他的这个故事，只能告诉他的读者，经济学的逻辑是所有讲究效率行为的逻辑。

当然，这一答案，如果这个能算是答案的话，对于这种怀疑而言，意义可能就在于，经济学家对其他领域的入侵，可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事实，也是我想要表达清楚的观点。不过，先让我们来看一些在这一现代帝国主义中的经济学家们吧。

加里·贝克尔是经济学分析扩展到其非传统领域的先行者。他的这一实践开始得非常早：1957年，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中，首次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那些充满了麻烦的领域：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存在各种形式歧视的领域。他一定初步尝到了大多数人不愿意追随他那喜欢刨根问底的头脑去开拓新领域的滋味，因为当时为了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专著，还进行了一场斗争（正像我能记起来的，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所做的一点贡献是，我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敦促其尽快出版该书）。这本专著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在这样一个领域，经济学家能说些什么呢？当然，他可以粗略地测量歧视的程度，比如说工资水平等。如果有人想要对熟练劳动力市场上的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中工人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准确的计算，这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最近几十年来，在平权法案兴起的滚滚洪流中，经济学家作为专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芝加哥大学经济与政府研究中心中，就出现了一项优秀的研究成果。乔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发现，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当时这个部门的名字就是这样叫的）对自己的非歧视标准随意变动。部长卡利法诺（Califano）承认了这一混乱情况，说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将很快改正（见《华尔街日报》，1978年7月12日）。

加里·贝克尔把国际贸易理论也运用到歧视研究领域中，他得出了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少数组群在歧视中受到的损失很严重，但多数组群受到的损失要小一些；第二，为了报复歧视，少数组群对多数组群的反抗，将会增加少数组群的损失。

如果在研究诸如种族歧视此类的问题时，能够做到不加感情因素而保持客观地冷静分析，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研究者肯定会被一些读者（甚至更多的并没有读过他的研究成果的人）指责，说他道德冷漠。然而，贝克尔罕见地把巨大的勇气和强大的分析能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社会价值。仅仅是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就理解了在我们寻求的目标和我们所能采取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最近一项类似研究的事例非常引人注目。一些学校正在转移它们曾经投资的与南非有相关业务的一些公司的资产。我们至少需要1000页的关于种族平等的研究来呼吁关注这件事情，每段文字都需要分析，这种撤资将会对南非的外国投资总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南非黑人的生存条件因此是会提升还是会下降。

贝克尔很快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家庭，例如，研究一个家庭需要多少个孩子等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推测：“孩子被视为耐用品，主要是一个消费者的耐用消费品，他也能带来收入，主要是指为父母带来精神上的收入（愉悦）。”消费者需求理论以前都是被用来分析对于冰箱或者汽车的需求的，被这一理论武装起来的贝克尔，开始用它来分析解决到底是选择孩子的数量，还是选择孩子的质量（质量，是指为每个孩子所支付的健康、教育，以及其他项目开销的总额）的问题。特别地，他预测说，如果人们一旦掌握了可靠的避孕知识，那么孩子的数量将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多—这一说法与传统的模式背道而驰。

1960年，我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正好贝克尔也向该会提交了论文。对于贝克尔把孩子与冰箱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相提并论的做法，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大为光火的模样。然而，对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大大加深并且拓宽了我们对于人口变化趋势的理解。

如果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研究养育孩子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领域，那么对婚姻这一主题的研究，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然而，这一主题是那么重要，完全值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研究。在这个离婚率很高且依然在节节攀升，并且非婚同居关系泛滥的年代里，婚姻成为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以及人们之间最为重要的个人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婚契都是最基本的社会契约之一。哪怕夫妻之间并没有签署其他书面合同，婚姻关系都是一个法律认可的合同，它为保证人们生生不息地繁衍，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框架。

贝克尔开展对家庭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男人和女人选择结婚，是为了使其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被承诺的关系，能比配偶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更多。当然，贝克尔把“收入”的内容定义得非常宽泛。它由一整套的生活方式组成，包括孩子、合适的家，以及令人满意的社会交往。大概100年以前，在婚姻关系中，妻子的作用通常局限在家内劳动，不过往往还包括为农场及其他一些小型商业进行一些生产劳动。如今，大多数的成年女性投身于劳动力市场大军，在她们整体的家庭收入中，货币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其他方式的收入占比则越来越低。因此，收入远远不仅是指美元。也许只是列举这种研究方法所遭遇到的反对是不会有什么用的。批评者会质问：一个人怎么能以如此算计的方式，来对待神圣的爱情，以及由爱情引发的人类社会中最亲密的关系呢？我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结成一种如此深入、持续的关系之前，难道不应该经过细致理性的思考吗？这样一种谨慎的事前思考，不正增加了婚姻关系的高贵与尊严吗？如果没有对这种关系一系列长远后果的考虑，能指望一个人会努力维持这一关系的存续吗？

不管人们的反应如何，由于在制度分析中所得出的一系列精彩判断，贝克尔的方法还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考虑一下离婚这件事。经济学家从信息理论中已经得知，一个人在市场上搜寻得越充分，那么不管他是买方还是卖方，他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加合意的价格。如果一个人想要买一辆特定款型的汽车，那么与他在第一个卖家看到就买相比，他在货比三家之后再买，可以节省1%~2%的费用。与此类似，贝克尔推断，一场在年轻时草率结成的婚姻，与在经过仔细的搜寻过程（约会）之后结成的婚姻相比，前者的效率要比后者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与首次结婚年龄在30岁左右的人的婚姻相比，首次结婚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的离婚率要高得多。不过，如果结婚年龄超过了30岁，那么婚姻的合意度反而会降低，并且离婚率会上升。

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一夫多妻制，就像在19世纪摩门教徒所实践的那样。最成功的男人可以拥有好几个妻子，而最不成功的男人连一个老婆也讨不上。那么这种制度会怎样影响妇女在家庭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呢？贝克尔的答案是这样的：这种制度提高了妇女在家庭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仅仅是因为潜在的丈夫的供应量增加了，这种增加会降低丈夫的价格。由于不同妻子的家计生活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在她自己生活的家庭里，大多数时间里，事情就都是由这位妻子说了算的。从这一点来看，一夫多妻制提高了妇女在家庭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1982年，贝克尔在其《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中，发表了自己关于家庭的研究。这一研究给社会学的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很快就使得贝克尔接到来自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请其担任社会学教授。对于劳动经济学领域，以及收入分配理论，贝克尔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今天哪怕是一个研究领域最窄的经济学家，也必须要了解贝克尔的创造力所在。作为设计了一门真正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建筑师，他也许会因此名留青史。

吸引了经济学家很大兴趣的另外一个领域是犯罪。犯罪毕竟是一门职业，因此它属于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什么人会成为罪犯？他们会犯什么罪行？从中他们的收益是什么？犯罪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并且广受关注：怎样才能抑制犯罪，并且让人们远离犯罪的诱惑呢？

最典型的犯罪形式是谋杀。近些年来，这种犯罪形式受到经济学家的特殊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当数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他是加里·贝克尔的学生，能力超群。埃利希是最早对谋杀和死刑之间的关系进行复杂分析的经济学家。在他的研究开始之前，早在1975年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非专业的统计研究，认为死刑对于降低谋杀犯罪率没有任何作用。这被认为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谋杀者往往都是在一时欠考虑的冲动之下才实施犯罪的，长时间的监禁与死刑所产生的威慑效果是相同的。

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样一个原则更让人信服的真理：一种商品的价格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意购买（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经济学家相信，无论是对于马铃薯，还是对于入室盗窃，甚至是谋杀，这一原则都适用。埃利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发现，每当政府处决谋杀犯时，每处决一个罪犯，就会相应地减少一些潜在的谋杀者—会是8~20个。如果埃利希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后续的研究确实也支持了他的发现，那么一个社会就必须要认真地重新思考它的公共政策。一个人既可以相信埃利希的研究，也可以依然相信出于道义上的原因，政府不应该对人们处以极刑。然而，他必须要面对的是一种令人悲痛的可能，那就是不执行死刑的政策，将会导致相当多的不知名人士的死亡。

埃利希的研究也受到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充满愤怒的批判，如今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在自由主义人士看来，死刑既不文明，又没有什么效果。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犯罪威慑这一问题进行审视。1978年，它出版了一本专著《威慑与无效》（Deterrence and Incapacitation）。该委员会在书中并没有否认死刑具有威慑力，但是认为，截至目前的研究还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以支持改变一项公共政策。科学院很享受自己充当联邦政府的科学武装力量的角色，这种享受依赖于其领导者对政治风向的仔细把握。

当然，我们的确应该对事关谋杀和死刑这类重大事情进行更多的研究，然而，这样一个事例也揭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现象：与令人们舒服的、熟悉的发现相比，人们对于不太流行的或者非预料中的发现，总是会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这倒并不总是一件坏事：维持现状具有这样的优点，即人们通常可以预料到结果—一般的和最坏的结果分别都是什么。仍然可以看到的是，反对死刑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原则。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有一段时间（1960~1970年）实际上废除了死刑，在那段时间里，平均每年死于谋杀案的人数从8464人，上升到了16848人，增长率大约是同期人口增长率的7倍。这种维持现状，维持的是悲惨的现状。

随着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社会歧视、养育孩子、婚姻以及犯罪，很多人本能地提出很多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所有这些工作，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理论语言把常见的行为又重新叙述一遍而已。这种反对很明显是错误的：到底是由于冲动而产生的犯罪，还是由于谋求利益而产生的犯罪，一旦人们可以对这两种不同罪行施加的刑罚进行评估，并能大致测量其产生的威慑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犯罪，并采取更佳的措施应对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对于实施了歧视政策的企业，一旦我们能够确定其由于歧视而获得潜在的收益是多少，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消除这一歧视而需要的强大力量。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相比于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人类行为是在自然或者社会给定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现实中人类行为所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生活中不是有那么多利他主义而非自私自利的事例吗？现实中不是存在那么多无法用人类总是理性追求目标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吗？一个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如此简单的观点，怎么可能成为解释人类复杂行为的充分基础呢？

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当然这一问题是对的。除了理性的行为，人们还经常做各种尝试、犯各式错误、做种种不负责的事情，由于各种高尚的或荒谬的理由的驱动而行事等。然而，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行为方式能够比得上理性追求目标这一方式的力量这么强大、这么持久，具有这么宽广的适用性。这一点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物种的生存要求我们必须使用合理的技能来追寻我们的利益。具有非简单的自利目的的行为，的确是很重要的，并且也是广泛存在的，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亲属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分析这种行为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二个答案是，经济学家对关于相当宽广领域中的人类行为的推测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仅此一点，这一答案就已经足够可以充分说明问题了。

每当我提及经济学家进入一个新领域时，都说他们不会受到该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欢迎。这种说法是合适的，不论这个新领域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法学。其实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有谁愿意被要求针对熟悉的问题再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和新的方法呢？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拓展到新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毫无兴趣，还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工作领域扩大，人们对于其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难道经济学家不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吗？我相信，对于经济学家的解释，和对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解释都是一样的：资深的经济学家经常被要求研究他们不熟悉的问题，处理新的数据类型，了解不同寻常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总而言之，所有学者的知识都不够用、都过时了，他们都变得不再那么有用。就像我之前引用过的马克斯·普朗克的那句话一样：一个学科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其老一代科学家的消亡。

经济学逻辑可能会侵入人类行为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去，这一前景让人感到兴奋，就像经济史上的任何一次进展都会令人兴奋不已一样。就此而言，这一前景也可以说是科学史上的一次进展（事实上，社会生物学已经发现，在动物行为中，逻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必须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像任何一位需要处理数据的学者都必须成为一名统计学家一样。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我敢断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称霸，将会使得这一兴奋的程度更加提升。

经济学的范围

曾经，经济学被定义为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学科。可是，它是如何卷入了诸如婚姻、宗教、政治，甚至动物行为、生理结构这些领域的研究呢？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借用社会中非常时髦的一句俗语，在这句俗语中包含了经济学的逻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句俗语有可能来自旧时小酒吧里的标识。在那种小酒吧里，用托盘装上三明治，贴上一个“免费”的标签，以吸引顾客来喝更多的饮品。当然，这些午餐的费用包括在了酒水的价格中，因此就有了这样一句俗语。但是，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任何一种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是稀缺的，人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刻意地想要得到可供呼吸的空气，或者听到低级的笑话。稀缺的东西都是昂贵的。人们不会不付出任何代价就会得到它。如果不是这样，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它，那它就不再是稀缺的了。因此，任何稀缺的并且值得拥有的东西，都需要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去得到它。它们不是免费的，如果它们的确是免费送来的，那么作为交换，接受者一定会支付一些有用的东西，如此一来这个过程才会结束。为这顿午餐所支付的，无论是购买主人家另外一些东西，还是邀请主人下次到自己家做客，或者是耐着性子听主人说他那无聊透顶的废话。总之，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可是，怎么能给经济学下一个如此的定义呢！这就好比，这样来给天文学下定义：研究那些通常在晚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的东西的学问。尽管如此，没有免费午餐的说法还是抓住了被广泛应用的经济学的正式定义的核心内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与选择相关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的学科。它要求这些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目的性，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取暖，还是为了陪伴，抑或是为了避免无聊，哪怕仅仅是为了一顿午餐。还要求必须有选择：选择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怎么去做这件事，或者使用何种手段（利用什么资源），和谁一起去做。从宽泛意义上来说，可以把没有免费午餐视为经济学的一个缩影。

第13章 帝王般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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