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学术生活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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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社区就像是一块飞地一样，生活在其中的教师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一样。当然大学教师并不是立誓要做恪守清贫和贞洁的修士，不过他们因此获得了持续、亲密的关系。在这里，非学术人员只能发挥不重要的、暂时性的作用。

在坐落于大都市（以及大部分位于或者接近大型的城市社区）中的大学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越来越多的教授参与到顾问或者其他校外活动中。因此，在任何一个工作日，大约都会有1/10的教授不在学校里。而在50年以前，教授们参与类似的校外活动非常罕见。那个时候，他们在校园里日夜相伴，彼此相守。

可以这么说，当教授们所有的活动范围都是在自己住所附近的时候，他们重要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的范围基本是大学校园里。每位教授都认识他（虽然数量很少，但也会有的）的资深的同事，无论这些同事研究的领域是不是和自己的领域相同。而且，当然他也清楚地了解自己同一个系里的年轻同事们。长时间生活在联系如此紧密的环境中，就会产生非常亲密的友谊，当然，有时也会出现强烈的敌对关系。接下来，我想讲一个众多交锋中的一个例子。

交锋的双方都是芝加哥大学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但还是值得再对他们做更为全面的介绍。交锋的一方，是我的老师弗兰克H.奈特。他是伊利诺伊州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们家的农场既大又穷。他性格独特，富有魅力。他的一个弟弟曾经讲过一个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奈特性格中强烈的独立性特征。他们的父母拥有无比虔诚的宗教信仰，有一个星期天，在他们的严厉敦促下，家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发誓，今后要毕生坚持到教堂做礼拜。弗兰克这个当年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回到家以后，把弟弟妹妹们都召集到一个谷仓后面，点燃一小堆柴火说：“把那些誓言都烧掉吧，因为被迫发出的誓言和许下的诺言都是不能算数的。”

由于家境贫寒，奈特早年的上学经历颇为曲折。1916年，他那时已经30岁，终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艾奥瓦大学任教大约10年。1927年，他加入芝加哥大学。那个时候，由于一本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精妙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以及一系列产生很大影响力的哲学论文[收录于《竞争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1935）]，他已经成为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他一直都是一位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对于大部分经济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对于所有关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的道德和水平也都持怀疑态度。

交锋的另一方是保罗H.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和奈特有许多相似之处。道格拉斯年轻时也很贫穷，事实上，他父母的离异使他的生活更加悲惨。这两位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虽然两人擅长的领域不同。奈特是一位精细微妙的理论学家，他努力探寻，以求达到经济分析和社会哲学中更加深入的层次。道格拉斯则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实干家，一位极度活跃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如果奈特给自己写传记的话，那肯定会是一本关于一位学者毕生献身学术的故事，基本不会涉及其他。道格拉斯倒确实写过一本自传《恰逢其时》（In the Fullness of Time）。在这本书中，他只用寥寥数页简单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于他是如何费尽心力把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推上审判席的过程，反倒长篇大论，介绍得很详细。对于道格拉斯而言，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当属他担任美利坚合众国参议员的18年。在他很不情愿地离开参议院之后，我曾经邀请他到学校里做了一次演讲。当有人告诉他，他现在看起来状态放松、精神很好的时候，他回应说，他还是宁愿做一个疲惫不堪的参议员。

一位是性情豪爽、兴趣广泛的自由主义者，一位是才华过人、反抗传统的学者，两个人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只是因为共同处在一个小小的经济系（当时大约只有10位教师），才使他们有短暂的相处机会。奈特在1927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后，起初他与道格拉斯的交往只是断断续续地有一些接触。例如，1930年，道格拉斯曾经请过6个月的假，到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研究失业问题，后来他又到一系列的公共委员会担任各种职务去了。即使是这样，他与奈特之间还是出现了嫌隙。最终，这两位都选择用通信的方式与对方交流（据我所知的情况）。不得不说，以下这些信件并不是事件的起因。

1933年12月21日，奈特写给保罗·道格拉斯教授的信。

亲爱的保罗：

那一天，我们走在从俱乐部返回的路上，您说为了愉悦同事们，您宁肯折寿。一直到您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消失，这种论调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从那时以来，这一论调“堵在了我的胃里”。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觉得您和我之间有一种彼此看对方不顺眼的倾向，主要地，看起来似乎是因为看不惯对方行事的方式。除此之外，我还想不出有其他原因。我猜想，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作用，我们彼此的观点严重地不一致。坦率地说，我认为那些投身于政治的学者们，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都是在断送整个学术生涯。不过从另外的方面来讲，我不会对这一行装作很懂行的样子。再说回来，我觉得，也不必因为我们之间缺乏诚挚热忱的感情，就一定要互相敌视。比如说T.V.史密斯（T.V.Smith），他至少也像你一样总是在做巡回演讲，并且大吹大擂，但我和他之间还是能够友好平和地谈论一些事情。事实上，我很珍视这样一句关于人性的话：无论何时，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好状态，是他为了坚持一件事情可以一直为其斗争到死，但同时，他却依然可以保持诚挚热忱、亲切和蔼的态度。找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吃顿午餐或者其他什么，来好好谈谈，您觉得怎么样？

真诚的，

弗兰克H.奈特

很快，1933年12月22日，道格拉斯就回了信。

亲爱的弗兰克：

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对您的态度缺乏诚挚热忱。您对很多人说过，您认为我就像一个吹牛的江湖骗子，或者像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在信件里谈论这些总是很危险的，但是从您的私人言论以及公开发表的演讲中，可以十分确凿地证明您的说法。虽然有的时候我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显得有些傻，但我并不愚蠢。因此，对于您在心里对我是怎么想的，我其实并不是不清楚。如果我的确是因为在消费者委员会的工作而折了寿，也许对我的某些同事而言是一种解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那一评论是完全合适的。

然而作为回应，我想说的是，我一点都不希望您折寿，因为对您的学术才华和您能对经济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都会给予最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我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置身于一个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被猛烈批评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闭上嘴巴，保持安静，不惜一切代价克制自己想要报复的冲动。

如果您真的认为，一次私人会面能够澄清什么事情，那么我当然非常愿意与您在充满了真挚与友好的氛围下会面，我真的不希望这种状况恶化。我是多么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真诚友好相待，但是看起来非常明显，您并没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我感觉到仅是我的存在就可以激怒您，如果我出现在您面前，也许就会更加令您生气了。

最后，请允许我不带任何讽刺意义地、充满了真诚地祝您：圣诞节快乐，好吗？

忠实的，

保罗H.道格拉斯

1933年12月27日，奈特回了信。

亲爱的保罗：

您在信中的口气让我大吃一惊。一直到您所做的那个评论之前，我除了认为我们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之外，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事情。据我所知，您在信中所提到的“吹牛的江湖骗子”或者“蛊惑民心的政客”这样的词会被讨论，真的是毫无根据。至于这些词怎么会到了您的耳朵里，我也觉得十分奇怪。对于当前经济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我感到深深的失望，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绝望。至于政治“科学”的境遇，那就更不用提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对于当前这种状况，我也有我自己的责任在里面，无疑，我的责任与我自己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我认为，这种状况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我也怀疑，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其他与此不同的道路。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都已沉沦了。我并不认为，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有能力，那么他努力去对一些事件施加影响就是不合逻辑的或者就是错误的。我只是希望，在政治决策就关键细节达成一致之前，我们能够安心学术，远离政治斗争。毫无疑问，我持这样的观点，部分是因为我离那个圈子很远，对那个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点贡献，而与我自己挣钱养家没有一点关系。我从事目前这项工作，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避风港，并且也不是为了使自己当一只寄生虫。

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损您名誉的话，也从来没有诋毁过您的智力和诚意，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

谢谢您的圣诞节祝福，并且请允许我祝您新年快乐，好吗？

无比真诚的，

弗兰克·奈特

1933年，我还只是一名新入学的学生，他们之间的这些争论并没有传给我们学生。当然，他俩关系冷淡，我们也是知道的，不过在分别跟随这两位老师学习的学生之间，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向他们的老师学习。我觉得，很难相信奈特对自己没有批评过道格拉斯的否认，因为奈特根本就不会保持安静（即使在听同事们课的时候，他都会喊：“别太傻啦，亨利！”）。他还认为，一个学者如果基于不那么充分的知识储备，就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详细的解决办法，那简直就是不道德的。因此，他提出了一条建议，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即除非一个教授的提议得到了其同事们的批准，否则该教授就不能对公众提出任何建议。这个建议总是只能够得到教授们表面上的赞同，要么就在集体讨论时被否决。

1934年春天，两人之间的分歧更加恶化了。亨利C.西蒙斯，前面我曾经有过介绍，遇到了是否要被学校授予终身教职的问题。西蒙斯是奈特的学生，虽然他也是一个拥有彻底的独立精神和聪明绝顶的人，但他从艾奥瓦大学就开始追随着奈特，一直跟到芝加哥大学。这次，他成为争论的焦点。

道格拉斯反对西蒙斯晋升，他甚至反对西蒙斯继续留任，因为除了那本精彩的《对自由放任的一项积极规划》之外，他就再没有出版过其他任何学术著作，而且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下一轮的信件往来中，道格拉斯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而且，时不时总会有很多学生来向我抱怨，其中不乏真正有能力的学生。他们说，他们发现西蒙斯讲的课枯燥无味。当他们去向他请教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是公然傲慢无礼地对待他们：要么说他们问的问题对他来说实在太简单了，以至于一点都不值得关注；要么说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明智的人应该提出来的，或者说明智的人根本就不会回答。如果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样的方式更能扼杀这部分学生的学术兴趣的话，我实在想不出那将会是什么了。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蒙斯作为一名教师，是比较失败的。

不可避免地，奈特和道格拉斯之间的私人恩怨又掺杂了进来。紧接着，信的内容就变得愤愤不平起来：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至少最近两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您在各种场合攻击我的动机，在学生面前、在课堂上、在同事面前，甚至偶尔在公众场所也会如此。有大量的目击者告诉我，有一次在您的一个大班的概论课上，您对着全班的学生指名道姓地说我是一个寻求公众注意的人物，并且拿我与您自己作对比，说自己就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一次，在研讨会上，您把我说成是一个“傻小子”，清楚地暗示，也许是明确地说我是一个少根筋的人。很多同事都告诉过我，在您与他们的私人谈话中，在与他们一起出席正式的大型午宴时，您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贴上“寻求公众注意者”的标签，说我渴求任何一个可以在报纸上出现我名字的机会，并且想方设法谋求这样的机会，并且说我发起那么多提议的原因，都仅仅是为了希望博得大家的谈论。而那些提议，对于我来说，都是值得倍加珍惜的宝贵心血。

奈特在回应中，拒绝承认他曾经攻击过道格拉斯：“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类似的事情。”而且，他还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西蒙斯给予高度评价：

说到感情，毫无疑问，我觉得我必须承认自己有弱点。我的确认为，我不能冷静地客观分析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如果西蒙斯被淘汰了，就像我自己被淘汰了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与这个学术团体的联系，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感情上，就都完结了。我说这番话，是绝对地不对任何个人抱有半点敌意的，这只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这是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我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想法。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都是头重脚轻的。我也不能够恰当地为别人提供些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且，从“质量”上讲，如果那些人不属于这个团队，那么我也不属于。

这场争论最终以一种“所罗门式的智慧”的方式得到解决，西蒙斯留了下来，而奈特的另外一名学生被解约了。我们也相信这场争论由此就慢慢平息了下来。1939年，道格拉斯成为芝加哥市的市政议员，他的生活也逐渐从学术圈中淡出，很快他就去了海军陆战队（虽然他是一名教友派信徒），之后去了联邦参议院。

弗兰克·奈特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且终其一生，他对我都很友好。然而，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我对于他把自己的位置和尊严与西蒙斯联系在一起，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这种策略如果被频繁使用的话，那么就将导致系里根本做不出任何决定来。当然，教授们仍然会大力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但是推举的方式非常重要，甚至非常关键。

在1935年，西蒙斯的确不符合“要么发表文章，要么离开学校”这一政策的前半部分要求。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道格拉斯的观点。不过，之后不久，西蒙斯的确开始了发奋笔耕，在他太过短暂一生的最后十几年中，他在货币政策、工联主义、反托拉斯政策等多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还出版了一部关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重要专著。另外，在他开始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学的时候，他还在法学教育中发起一项后来得到了重要发展的创新。最终，他获得了终身教职，开始是法学院授予的，后来经济系也授予了。对于西蒙斯未来的发展前景，奈特看得还是要比道格拉斯清楚得多。这样想来，还是挺好的。

大多数人都发觉，你来我往、持续不断的私人论战极其令人疲惫不堪，也许除了不幸福的婚姻之外，大多数人找到的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是逃离这种状态，比如更换工作、更新住所等。由于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道格拉斯和奈特形成了紧张的、潜在的甚至是竞争性的关系。例如，两人后来先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们对于经济学部门的前景规划却全然不同。事实上，他们对于世界前景的规划也是如此。

无论是追随道格拉斯投身外部事务，还是伴随奈特宅在书房，所有精力充沛的学者都是改革者。奈特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试图改变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例如，关于资本理论的观点），也投入了与此相当的巨大精力去反对为中央经济计划提出大众建议的做法。事实上，他对道格拉斯的政治活动进行公开反对，恰恰就是一个想要成为改革者的行为。没有人会发现，离群索居、默不作声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12章 学术生活中的战争

第12章学术生活中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