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文盛武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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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过正：文盛武衰

杯酒释兵柄，此启运立极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揽《风云图》，痛当作恸。

这是元代学者、《宋史》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袁桷对“杯酒释兵权”的评价。南宋学者吕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汉、唐多内乱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

确实，宋朝开国后确立的军政体制，实现了藩镇兵权收归中央，中央禁军兵权收归皇帝，终结了中唐五代二百余年的地方藩镇割据和五代五十余年的中央禁军频繁兵变，宋朝的政局从此走向了长达百余年的安定，“百年无内乱”。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损害宋朝的国防安全为代价的，确实存在着“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问题。政策制定时，宋太祖等人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考虑，重点放在事先防范可能导致动乱的各种因素，而不是考虑如何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存在着许多矫枉过正之处。宋朝“文盛武衰”，“无内患而有外忧”，在与契丹、西夏的较量当中，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确与此关系甚大。

在中央禁军方面。“杯酒释兵权”在一夜之间，就使得年富力强、久经战阵考验的数位禁军大将，集中地离开了禁军的指挥岗位。这对禁军战斗力和统一进程的负面作用都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在此后平定南北的征战当中，禁军大将中竟然选不出有指挥大战经验的合适人选来充当大帅。伐蜀的时候，宋太祖就用与禁军关系较为疏远的节度使王全斌去统领禁军的骄兵悍将，以致凭空生出许多周折来。后来则主要用曹彬、潘美，这两人在禁军殿前、侍卫两司中也没有军职，都属于政治型的武将，对付南方各国还勉强可以胜任，等到和劲敌契丹一较量，便是一败涂地。

而且，“杯酒释兵权”之后，在禁军中作威作福的是国舅爷王继勋、特务头子史珪和石汉卿。这几个人，按照古代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都属于典型的佞幸之臣，宋太祖纵容他们利用特务手段来把持禁军大权，对强化皇帝对禁军兵权的控制当然是有利的，但勾心斗角、阿谀奉承、任人唯亲等军中腐败弊政也难免与日俱增，必然影响到禁军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杯酒释兵权”尽管是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形式上是极为缓和的，没有其他王朝残杀开国元勋的刀光剑影，这当然是非常难得的美事。但不管怎么说，其骨子里仍然不外是一个“防”字，即猜忌和防范众将重演“黄袍加身”的兵变闹剧。如若众将嘴里说出半个“不”字，摔杯为号，血溅当场，都是很有可能的。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不仅规定了禁军官兵不得再结“义社”，军官不得再私自招募亲兵卫士，而且还曾以“莫须有”的“畜部曲百人”和“私取亲兵为腹心”的罪名，逼迫殿前都虞候张琼自杀。张琼是宋太祖忠心耿耿的贴身卫士，在战场上多次救过宋太祖的命，他自杀身亡之后，就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像一部很有名的戏曲《斩黄袍》，里面被宋太祖冤杀的大将郑恩的故事，据说就是由张琼之事转化而来的。戏中宋太祖这位皇帝，也就不光彩地成了被批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