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首谋者：太原起兵的是是非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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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既然已经决定起兵，他就必须要正视与突厥——这股北方强盛势力的关系，因为，此时突厥的强大和攻击力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漠视的。隋朝末年，突厥走上快速的发展道路，实力大增的突厥对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政治力量任意捭阖，肆意插手地区事务。在突厥的强大压力下，隋末北方的割据者如陇西薛举、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马邑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河西李轨、北平高开道等都向突厥称臣，接受其可汗封号。显而易见，当时北方所有的割据者无一例外地要依靠突厥的扶持，没有谁可以不借助突厥的支持而称雄一方。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初，与所有割据者的身份地位并无多少区别，但他并不甘心做一般的割据者。他是一位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目标是要进取关中，夺取全国政权。从战略全局来说，李渊在起兵前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兵行已后，突厥南侵”，难以抵防；二是担心北方群雄联络突厥扰其背后，“引为边患”，妨碍自己全力进军关中。这两点是影响李渊能否在太原起兵以及起兵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李渊经过反复权衡，认识到要消除隐患，必须效法北方其他割据者，向突厥“屈节连和”。因为他已清楚地看到，“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于是，在对当时形势做了全面的剖析和估计后，李渊制定了北连突厥的政策。在这种策略的推动下，李渊亲自写信给突厥可汗，在信中，李渊向突厥可汗提出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的“子女玉帛”全部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坐享其成即可。在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李渊坚持用“启”而不用“书”，以下对上的意思成功建构了与突厥的和平关系，免除了后顾之忧。突厥可汗接到信后，十分高兴，遣使通报李渊，表示愿意派兵协助攻取长安。大业十三年（617）六月，突厥使者运送千匹战马到太原交易，并许诺要派兵相助，派多少兵由李渊自定。为了防止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太原，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突厥出兵，共取长安。临行前，李渊告诫刘文静说：“突厥骑兵进中原，这本是老百姓的大祸害。我之所以要他们前来，是担心刘武周勾结他们扰乱边疆，威胁后方。再说，突厥战马靠游牧，不费草料，稍微用来壮大声威就可以了。只要几百人即可，不要多了。”后来，突厥真的派兵五百、马匹两千来援，李渊得知后，很是兴奋，高兴地说：“这真是上天派来助我完成大业的力量啊！”在与突厥成功结盟并获得安定的后方之后，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命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与李建成、李世民率军三万兵发长安，正式走上反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