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之死：忠臣的困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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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静与李渊的关系也不能说不好。在起兵之初，李渊很器重刘文静，对刘文静的行赏也很公正。在拘王威、高君雅之后，裴寂被任命为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二人“位望略同”。李渊即皇帝位后，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均位列宰相行列。在论功行赏时，裴寂、刘文静、李世民同恕二死，在武德元年（618）七月前，不存在刘文静位居裴寂之下的问题。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对抗来犯的薛举，以“文静为元帅府长史”。李唐军队在浅水原被击败，刘文静承担了战败的后果，被贬为庶人。十一月，再次跟随李世民讨伐薛仁杲（薛举之子），一举歼灭薛仁杲主力，刘文静“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令人困惑的是，既然对刘文静委以重任，论功行赏，为什么很快又置他于死地呢？问题的症结出在皇位的继承上。义宁元年（617）十一月，李渊被隋恭帝封为唐王，五天后，李建成被立为唐世子。武德元年五月，李渊即皇帝位，六月便立李建成为太子。可见，把李建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李渊从来没有犹豫过，也从未想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左传.闵公二年》），所以以后各种军事征伐都由李世民主持，李建成逐渐远离战场。李世民利用带兵打仗的机会，大肆发展自己的力量。史称李世民每次统兵作战，都把安抚接纳贤才视为第一要务。仅平定薛仁杲，李世民就收编了他的精兵一万余人。武德元年至武德二年，正是李世民集团势力膨胀最快的时期，其核心集团在此期间已初具规模。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惕，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时，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册府元龟》卷五三一）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经，隋炀帝玩弄阴谋逼杀太子杨勇、弑杨坚而夺帝位的教训，李渊亲眼目睹。李世民此时广泛搜罗才智之士为己所用，暗藏经营四方之志，这势必会造成兄弟相残的结局。这对李渊来说，是最不愿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