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译者序,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授奖理由是，“他的工作为经济与政治决策提供了契约与宪政基础”。布坎南反对预算超支，呼吁制定宪法修正案以确立平衡预算的原则，并深刻指出，政府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经济理性人构成的，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抽象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从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从理论一致性来看，布坎南把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融为一体，使得我们可以用共通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的各个交互领域。从方法论来看，他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认为人们在政治活动时，不管是达成协议、协调冲突，还是制定规则，所有行为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类似市场中的交换。

以上是中国的学子对公共理论创始人布坎南较为普遍的了解。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去世，享年93岁。当时国内有若干纪念文章，时过一年多，至今依然印象深刻，且颇有同感的话语莫过于如下令人神伤的诗意描绘：

相比今天泛滥的工具经济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构建宏大理论体系、深具时代问题关怀的如布坎南这一代思想家，像离群的孤雁，逆风飞翔。他们走了以后，这样的思想家恐怕就不大可能再现了。

因为喜爱，因为理解，因为感概……

有太多的“因为”，此刻我很难将内心的感触诉诸笔端，在这篇译者序中，我想节选布坎南自己的一篇文章[1]的一些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固然不是为本书写的，但出版（发表）日期相近，借此机会放在一起，是再贴合不过的了。

在整个哲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能力上同休谟比肩，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休谟一样，始终是那个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小男孩。经济学家很少会自称是皇帝的角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然而，当他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努力破解那些基于一个有缺陷的抽象理解的难题时，经济学家必须领会到这是极大的智力浪费。这也难怪，经济学家过去以及现在说过的很多话都是不着边际的，基本上是无用的。

经济问题不是工程问题，不能以工程的思维简单地定义为对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经济学，从广义的角度看，也许最好的定义是：经济是由一组内部相关、有简单也有复杂的交易组成的秩序。对这个秩序结果的某些方面进行计量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结果是无法选择的，因此也无法由集中决策者控制。

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看似他们被迫努力地控制那些从任何角度看都无法控制的总变量。比如，就业率（或失业率）不能轻易地被政府命令改变，最好的情况是，会有一些小的边缘的变化，但是由整个宏大而复杂的经济体产生的变量仍然岿然不动，无法改变。糟糕的情况是，有人由此做出一些错误的改革努力。

经济学家本应该注意行为者是在宪法结构中完成各种交易的，形成市场秩序，无论参与者的角色是消费者-买家、卖家-投资者、雇主-员工还是个人-企业。

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单独看，这是一个不合适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必须由这个问题替换：在这一系列或那一系列宪法和制度的限制条件下，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的科学专长可以用来影响在可选择的一系列限制条件之下的预期结果。相关的提问不是要问怎样通过可能的集体或政治行动，让这个系列或那个系列的限制条件得以实施。相反，这个问题变成，如何能预测这个或者那个系列的限制条件运作，以便找出达到某些特定标准的秩序？这两种方法的立场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意识到他们学科的局限性，很多不应该做的努力就可以避免了。

这本书很薄，只有130多页左右。

这本书很厚，合上书之时，思想却已然开启。

这本书就像一道亮光，引导着读者对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长久、深刻的抽丝剥茧式的思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华章公司王金强编辑的悉心合作，工作严谨而又善解人意，虽未谋面，但已感觉是多年的朋友了。不过，尽管我尽心尽力地进行翻译工作，但囿于学识、眼界和理解力，译文中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甚至误译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及时指出，以便尽早勘误。

麻勇爱

浙江师范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