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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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能力自我治理吗？或者，人们还是跟孩子一样，无法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决定？姑且不论能力大小，人们偏好独立吗？或者，人们其实更喜欢依赖他人、组织或神话？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显然需要事实来回答。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人与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任何种族的人、任何历史文化背景下，都有一部分人很在意个人自由、个人自主性，并且具备相应的自信。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是同样的文化背景，但不在意自由，而且很不自信，这些人则更偏好处于依附地位，让他人、组织或者神话指引他们的行为，喜欢有所依靠的安全感。

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的假设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在任何时候，绝大多数人都非此即彼地属于这两种类型。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无论其历史文化背景如何，大多数人本质上有自我治理潜力，但也会喜欢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下的组织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归属于政治哲学的完备主义。

不过，如果最初的假设是基于经验事实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如果多数人只是假定有着独立、自信的特质，但在实践中则不尽然的话，则改变组织的社会秩序以契合自由准则的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无法成功。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欧、东欧的实践经验，就不难明白这点。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光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有目共睹，前启蒙神话的“上帝会照看你”彻彻底底地被新的、可实现的宣言“国家会照看你”替代（见第10章）。就此看来，个人对上帝（以及通过其组织实体教堂）的依赖转移到了国家。说真的，在公开的福利主义者的政治中，对强制性的依赖已经大大超出了之前的准意志论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20世纪的世界，人们从出生、养育、教育都仰仗集体，进而听命于集体。

我们至今仍然对国有企业的失败耿耿于怀，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理论揭露了各地（国）体制试验崩溃的根源。由于商品分配承诺无法实现，于是人们开启了体制改革的历程，努力推进古典自由主义计划中的核心要素产权、市场和民主的改革进程。

这些改革还是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的。由于这些国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容易接受经济学家建议的更“有效率”的一套制度体系。但与此同时，并没有相应的信息告知人们将会面临巨大落差，瞬间失去依赖，只能独自苦苦挣扎适应变化。人们还没有具备独立适应经济发展变化所需的自信——有效自我调适所必需的一点点自信，就被置身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了。

结果可想而知，只有极少数人能意识到新制度带来的机遇并获得极大的发展，而相应的代价是大多数人感到失落，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或神话可以依赖，人们怅然若失。

下面谈一谈中欧、东欧的状况。西方福利民主国家的状况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举步维艰。由于福利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公民开始依赖国家的福利，而这些仰仗福利的人仍然享有选举权。渐渐地，这些依赖福利的人将国家视作可以用来盘剥其他人的工具，而这些被盘剥的人只会将政治当作解决分配争端的竞技场。如此一来，民主政府的初衷，即通过人们自我治理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景就化为了泡影。

关于完备的人的假设，在这里是指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独立，应相信他们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不过如果据此认为这些看法是人们的本能反应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如果构建合适的、便于人们走向独立的制度，那么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依赖状况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