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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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完备的人假定第二层意思与第一层意思呈正交关系。前面已经强调过，古典自由主义应该坚信，绝大多数人能够并且愿意在物质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是独立而非依赖，或者至少尽可能地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

但是，如果认为人们是独立的，就视而不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人们礼尚往来、相互影响行动与选择的关系，则古典自由主义大厦会在顷刻间崩塌。由于人们相互依存，就不难设想会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会将其他人看作需要处置的因素之一，并会基于自身利益加以利用。

我在之前的著述中对星期五（Friday）[1]出现前后的鲁滨逊·克鲁斯（Robinson Crusoe）进行过分析。在星期五出现之前，鲁滨逊对自己栖息的岛屿进行了非常合理的运用，他尽量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畅，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到了物尽其用。星期五出现后，我们仍然假定鲁滨逊的行为动机没有改变，在鲁滨逊眼里，星期五与自然界里的事物一样应该为他所用，使自己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康德的理论，星期五或许只是鲁滨逊用以增进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康德的伦理规范颠覆了这样一种关系：人类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这里，假定目的与手段是一个谱系的两端，那么我们又一次面对两种极端情形。不过，很难确切地判定哪些行为违背了康德规范。如果不赞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暂且先回到笛福的荒岛故事，从鲁滨逊对待星期五的行为看，星期五是目的还是手段呢？

请注意，就康德规范而言，并没有要求鲁滨逊关心星期五的福利水平，也不存在效用的相互依存关系，更没有特别地要求利他动机。康德规范也不认为鲁滨逊自身会追求终极目的。不过康德规范确实认为在交换或其他关系中，鲁滨逊将星期五看作一种手段。康德基本规则要求行为遵循公平准则，对他人应有基本的尊重。欺骗、舞弊、毁约、失信、说谎、不忠、偷盗等行为，以及更恶劣的人身伤害行为，就不符合康德规范。

若要说循规蹈矩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机会主义行为，即只有符合自己私利时，才遵循康德规范的行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将这样一种社会互动模式视作一种类型，甚或是可接受的秩序而已。这种情形似乎与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人假设不谋而合，这对经济学家而言可不是很妙。

在这个层面上，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引用亚当·斯密对“法律与制度”的描述，即应该促进市场更顺畅地运行。不过，除非引用斯密的说辞作为挡箭牌，否则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仅无助于澄清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法律赏罚严明，激励包括机会主义者在内的人能遵循康德规范的话，古典自由主义则有可能假设在道德层面存在独立的完备的人。

此外，我想说的是，我与我的同事兼合著者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就法律与道德约束的可替代性问题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讨论。是否有那么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秩序，在法律激励下，无论人们有无受到道德约束，都能遵循康德规范？我从来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而图洛克的回答则是相当肯定的。

若要赞同图洛克的立场，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机会主义者主导的社会怎么可能建立这么一套理想化的法律约束体系？姑且撇开这个基本问题，即便有这么一套制度又如何运行呢？如果法律制约机会主义者，那么又有什么能制约法律执行者呢？从根本上看，图洛克的立场撇开了机会主义者，更接近康德规范，毕竟大部分人并不一定具备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特质。

我还是不愿意贸然下结论。很难想象在一个互动的社会中，人们会因为惧怕受惩罚而不舞弊、不偷盗和信守诺言。确实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自愿遵循符合康德规范的一整套规则，但康德规范要求相关社会关系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要遵循规则。

[1] 《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救的一位野人，因那天是星期五，故取此名，后来成为鲁滨逊的仆人和朋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