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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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那些依附于集体的成员并不清楚如何能够透过选举权的实施成功地完成对他人的盘剥。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在福利民主制转移过程中的净损失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了蓄意盘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如果被当作“分配冲突的政治”，终究是行不通的。

再一次地，应该将所观察到的、有时是幼稚的现实，与对观察到的现实的解读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有一个人们熟知的隐喻，关于半空的玻璃杯还是半满的玻璃杯的讨论。大多数福利民主制国家确实反映了不同群体的诉求，每个群体都寻求运用国家机关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那么，如果打开天窗说亮话，福利民主制政治国家还可以有其他解读吗？

说到这一点，宪政的理解（co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或宪政思维方式（constitutional way of thinking）就很有必要了。否则，所观察到的这种转移过程如何能够被解读为是基本民主固有的政治交换的一部分呢？无论这种转移是否标榜为福利民主的财政运作，这种转移并没有明确写入宪法，只是有必要让人们（包括实际的净受益者和实际的净受损者）以为是符合宪法的。福利转移被认为类似于罗斯主义的观点，个人通常没有特别鉴定就按照初始状况对自己进行归类。

在这种思考方式下，福利民主制的整个转移体系被看作人们之间更宽泛的互利交换，成为可持续的整个政治社会宪法的特征。按照这样的思路，或者根据互利的前提假设，剥夺一个群体或者联合另一个群体并不是政治结构的一部分。显然，这样的一种解读有效地粉饰了所观察到的分配政治运作。但是宪法意义上的互利假定确实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所观察到的政治现实的耐受性。

互利假定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也运用于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中，与自由秩序相辅相成。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只有在每个成员都符合自利经济人假设时才能运行良好，不过只限于交易双方互利的情形。市场秩序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如果是投机取巧的自利交易，则不仅无效率，而且也难以容忍。

不过，再次强调一下，与对政治民主制的解读一样，即使看到了严重违背常规的情形，对所观察到的市场交易的解读还是应该遵循互利的假设前提。市场交易中的投机取巧行为往往被解释为非常规行为。亚当·斯密提到的必要的“法律与制度”，不仅包括正式法规和非正式传统，还包括互惠互利的制度化伦理规范。因此，想要强调的是，即便在实际中很大范围的市场关系中都缺失了互惠互利的伦理规范，还是有必要相信互惠互利是终极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