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制约市场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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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显然很疏忽地没有将伦理对市场中卖者与买者选择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基本的经济学分析起点是个人选择，即在稀缺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示为预算线以内的部分是可供选择的集合，并假设这个选择集合对个人而言是外部的条件，而没有认识到这个选择集合取决于市场规则制约下的行为。在经济学基础教科书中，个人在可选的商品组合范围内按照市场提供的买卖价格进行交易。但还可以选择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比如偷盗就没有列入考虑范围。也就是说，默认了个人通过市场购买取得所需商品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认为人们的市场选择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影响的假定，很难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确实更合情理的分析模型认为人们在“如何决定选择什么”时受互利互惠规范的影响。我选择将“我的”苹果换“你的”橘子，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橘子是“你的”，我还知道你知道苹果是“我的”。我可以做这笔交易，我还清楚地知道可以在黑夜里偷走“你的”橘子，不必放弃“我的”苹果，但会因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惴惴不安。

对市场行为的不同思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同社会环境下市场结构的潜在效用是不同的。再比较两个相反的极端例子：其一是不管是否有正规法律，所有市场的所有成员都严格按照规则做事；其二是所有市场的所有成员都严格按照机会主义原则做事。在前者的情形中，交易者的交易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保证不会发生虚假宣传、欺诈或毁约等事件。在后者的情形中，选择取决于背离互利互惠原则带来的边际回报。显然，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第一种情形所能提供的产品价值高于第二种情形。

所有成员选择遵循道德规范会比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其中的缘由在于非个人因素带来的潜在效率。在一个普遍诚信的经济体中，人们进行的交易与个人的人际关系无关；但在欺诈盛行的经济体中则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确保诚信，而专业化的优势只有在更大的交易规模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因而普遍诚信的经济体有利于扩大交易规模，实现更高的效率。

在此我想要说的是，一旦人们重视道德伦理对选择的约束，相同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决定最终生产力的变量将会增加，这些变量很难用经济学家的衡量标准进行经验检验，即便是包含了劳动力教育水平、产权的正式法律规定和合约的更高级的计量模型也做不到。总而言之，道德伦理对市场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

[1] 本节的讨论在我的《如何决定选什么》（Choosing What to Choose）（Buchanan，1994a）一文中有更详尽的论述，还可参见（Buchanan，199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