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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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沉迷于对公正原则的抽象推理，使用了“契约之上”（contractarian）的隐喻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但他的方法还是在社会宪法政治的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不过，由于没有清晰地区分解读罗尔斯理论的两种伦理认知，在对宪法的理解上、在现代民主政治讨论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不同的理解。

广义上的“宪法”是人们在日常的个人或公共交往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一套规则、法律、传统和制度。在这个明确界定的宪法范围内，至少在民主政治中，如果没有可能事先确定社会各个部分的差异，那么全体成员实施这些规则的必要前提假定必须是生而平等（参见Buchanan&Tullock，1962）。一旦选择了这样的规则，成员之间就不存在等级制。这样的伦理规则适用于互利、宽容的交往，反对投机取巧获取私利，这些行为是互利互惠而不是慈悲。由于人生而平等，人们构想了放弃单个人行动自由的交易，即通过放弃单方行动自由换取其他成员对等的牺牲，全体成员因而获得更大福利的社会秩序。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他人的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语焉不详的“全体利益”而愿意遵循宪法规定。“宪法时刻”是人们从交易中共同获益，而不是顿悟了效用的相依关系。

不过，一般的或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能违反宪法的限制，这些限制也允许存在一些政治集体行动。在政治领域，人们有着一些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会在若干方面存在分歧。“宪法时刻”使不可能存在的秩序变成可能，联合政府可能为了特定利益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即便没有突破宪法规定的范围，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利他伦理的制约。

非宪法视角

对美国人而言，在考虑问题时如果没有宪法准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假定我们只限于考察一般的政治运行，所讨论的人或群体都明确知道属于某种阶层。在看到许多层面普遍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提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人们会被按照各种差异划分为三六九等，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些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会因某个人的意图而有所变化。

简单设想一下预先确定了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每个阶级内部又划定了更小的阶级。

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政治会是怎样的呢？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联合政府的目标就是通过反对非成员来维护和增进成员利益。由于没有宪法制约政府行动，政治权威会被直接用于掠夺非成员的财富，这就违背了互利原则。“作为交易的政治”的契约主义隐喻在这样的情形下丧失了所有的意义。

在这种情形下有没有可能存在伦理规范呢？如果有，是怎样的伦理规范呢？之前已经勾勒过宪法社会中的互利互惠交易的伦理规则，如果没有宪法，也没有人生而平等的认知，那么在政治冲突中人们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伦理规范呢？更具体而言，就是政治掠夺的限度是什么？那些拥有政治权威的人如何控制对政治弱势的人实施掠夺的贪欲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提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爱、慈悲、慈善和亚当·斯密的同情，所有这些都对那些拥有行动权力的人产生影响，使之在乎他人的利益。在经济学家看来，选择者的效用函数还必须明确涵盖他人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