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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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你有时为了顺应潮流而站到了对立面，那么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解释并理解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为什么能够燃起我们的热忱。“类似”的社会政治平等假设本身建立在比平等更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即个人自由本身。这是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将我们家族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但是基于自由的价值观又是如何与社会政治平等的必要假设联系在一起的呢？直接的关联是，应该意识到古典自由与有差别自由存在着矛盾。正如约翰·穆勒（J.S.Mill）和约翰·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有意义的。自认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自身实现最大化自由，但是将其他人置于等级秩序的较低等级，这些人就不属于我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家族。

平等的自由是双向的。一个人如果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则必定是受其摆布的，摆脱强制获得自由则是人之常情。但是人们还较少意识到应该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并且很有必要少做承诺。“不要对我发号施令”和“按我说的做”这两种情形是不相容的，非此即彼。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而言，没有哪个阶层或团体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这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接受[1]。这一点在21世纪很难得到认可，其难度与150年前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假定及其含义不相上下。从实务角度来看，特别是在演化主义者们以及其他人所给出的经验证据面前，我们知道主要的规范都只存在于我们设想的乌托邦中。

[1] 参加朝圣山学社会议的45年中，我记得遇到过两次听众极力反对的情形，这两次争论都支持特权精英阶层拥有特殊待遇。

限度以内的民主

人人生而平等的假设前提要求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坚持民主治理原则，政治平等是必要规范，这使我们都成为小“d”民主党人。如果坚持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就意味着拒绝承认自己这部分人中或其他团体中有精英存在，那么如何能够理解市场的运行机制呢？如果个人自由非常可贵，那么如何能够消除对民主的潜在威胁呢？即便在政治平等的情形下也会在某些方面出现暴政。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意味着根据经济科学和对市场秩序的理解构建的社会政治组织，会引导我们转向新的信仰呢？懂得政治在市场中的作为应该局限于建立并维护市场交易过程所需的基本架构，个人自由得到了保障，并体现了人人平等，与此同时实现了终极政治平等。民主被限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规范。而且，我再三强调过，遵守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民主”。

现在我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曾经的计划经济拥护者，在接触了奈特、米塞斯或哈耶克的学说后，热切地转向了新的信仰，但另一些计划经济拥护者却不为所动。或许后者彻底地领会了哲学含义，但依然坚信人类天生就属于不同等级，认为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顺利运行，但是那些更了解市场运行结果的人，可以通过集体行动的干预得到更好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是“有效”的，但是依然需要与市场交换相悖的秩序，即“社会福利功能”。

或许在持有这些观点的同伴看来，我们对“市场”的奢望、对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有些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在很多情形下他们自己不知道，在人类性质问题上，甚至在思考基本制度“可能的”目的时，他们自己其实已经站到了亚当·斯密的对立面—柏拉图的一边。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那么由谁决定谁比其他人更平等？

小结

在本章中，我反省并回顾了自己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经历。当然，詹姆斯·布坎南的经历基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没有人能够与我一模一样。因此，没有人能够在各个层面与我进行比较。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家族的多数成员还是与我有着许多共性与共识，让我们不再是“陌路”，与那些不赞成也不理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我们组织理想的人区别开来。

1947年，这个家族还很小，在成立朝圣山学社之初，哈耶克面临着团队与理念的生存大考验，其时正遭受排斥。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预想。这个家族日渐壮大，睿智干练，更加自信。不过，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重整旗鼓，重新解读那些激励了斯密、杰斐逊、麦迪逊、哈耶克，以及里根的那些振奋人心的前景。“生而自由的体系”的确令人鼓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有我们将之作为潜在目标并且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如果我们过度拘泥于对现实的科学观察，就会失去方向。这是指引我们向前的想象中的现实。

我们必须坚定信念，相信人类物种能够组织自己的社会机构，实现自由、和平和繁荣。我们必须放弃无谓的争论，继续教导、宣讲简单的真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