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妮,改变一生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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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她去了俄勒冈动物园。我不清楚为什么,但我猜是我觉得在动物园里乱逛、看看动物应该是一种了解彼此的低调方式。同样,缅甸蟒、尼日利亚山羊、非洲鳄鱼,这些都让我有机会跟她分享自己之前的旅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谈论一下金字塔和胜利神庙。我还跟她讲述自己在加尔各答生病的过程,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详细地描述过那段可怕的经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告诉帕克斯小姐,可能是因为加尔各答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尽管那时我完全没有孤独的感觉。
我向她承认蓝带体育公司根基不稳,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我已经竭尽全力。我的运动鞋公司是一个有呼吸的生命体,是我从无到有一点点打造的。我赋予它生命,培养它茁壮成长,多次把它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而现在我想要也需要看到它自己站起来,走向全世界。“这么说有没有道理?”我说。
“嗯。”她说。
我们途经老虎和狮子园区,我告诉她我根本不想为任何人打工。我想建立属于自己的事业,未来可以自豪地指着自己打造的一切说:这是我做的。这也是我觉得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唯一方式。
她点头表示赞同,就像基本的会计原理一样,她本能地、即刻地理解了我所说的要义。
我问她是否曾经有过中意的人。她承认有过,但那个男孩——好吧,她说,他只是个男孩。她之前约会的所有男孩都只是男孩,他们会谈论运动和车(我相当明智地没有坦白自己其实两者都喜欢)。“但你,”她说,“你以前去过世界各地,而现在你又冒险创建这家公司……”
她的声音渐渐变小。我站起身来,更加自信地挺直腰板,高兴地跟狮子和老虎“告别”。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了玉西,那是办公室对街的一家中餐馆。两人在吃着蒙古牛肉和蒜味鸡的同时,她跟我讲述了关于她的一些事情。她仍然在父母家住,她非常爱自己的家人,但这不代表她的生活没有挑战。她的父亲是个备受尊重的律师,职业相当不错,而她家听起来显然也比我家要更大、更好。但是她暗示,5个孩子对她家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金钱始终是个问题。一定数额的定量配给是标准操作流程,但东西从来都不够用,卫生纸之类的主要用品总是短缺,整个家庭环境都给人不安全感。她不喜欢不安全感,更喜欢安全感。她再三重复安全感,这也是她会学习会计的原因,会计似乎比较稳定、可靠、安全,是一种不用担心失业的工作。
我问她为何恰好选择波特兰州立大学,她表示自己一开始打算去俄勒冈州立大学的。
“噢。”我说,就好像她坦白了自己在监狱里服刑一样。
她笑着说:“如果那是表达某种安慰的话,我可不太喜欢。”特别是,她无法遵守学校规定,也就是每个学生至少进行一次公开演讲。她太害羞了。
“我理解,帕克斯小姐。”
“叫我佩妮(Penny)就好。”
晚餐之后,我开车送她回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妈妈、爸爸,这是奈特先生。”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说着与他们握手。
我们彼此对望,然后又望望墙、望望地板。天气不错,不是吗?
“那么,”我说,点点自己的手表,弹着橡皮筋,“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她妈妈望着墙上的钟,“才9点,”她说,“适合夜间约会啊。”
第二次约会后,佩妮就和父母一起去夏威夷过圣诞了。她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个好现象。她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再次约她共进晚餐。那是1968年1月初,晚上特别冷。
我们再次约在玉西,但这次我是在那里跟她碰面的,而且我去得相当晚,当时是从鹰级童子军审核委员会(Eagle Scout review board)赶过去的,为此,她调侃地说:“鹰级童子军?你?”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现象,至少她可以自由地调侃我了。
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两个人都更加放松,这样的感觉很不错。这种放松感不断持续,在之后的几周逐渐加深。我们开始交往,彼此互生好感,产生一种无声交流的默契。只有两个害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切。在她觉得害羞或者不自在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根据情况,要么给她更多的空间要么就帮她摆脱出来。在我忽视她,在内心激烈地探讨业务问题时,她也会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耐心地等我梳理好思绪。
佩妮并没有达到喝酒的法定年龄,但我们经常会借我某个妹妹的驾照,一起去闹市区的酒吧喝杯酒。酒精和时间会施展魔法。在2月前,也就是我30岁生日前后,她几乎所有闲暇时间都会待在蓝带体育公司,晚上会去我的公寓,甚至有时候都不再叫我奈特先生。
我顺其自然地带她回家见我的家人。大家围着餐桌坐在一起,吃着妈妈准备的炖肉,喝着冷牛奶,假装不太尴尬。佩妮是我带回家的第二个女孩,虽然她没有萨拉那种原始的魅力,但她拥有更棒的东西。她的魅力是浑然天成的,没有任何预演的。虽然全家人似乎都喜欢她,但他们始终是奈特家族。妈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妹妹们尝试作为佩妮与父母之间的桥梁,不过却是徒劳;父亲提出不少关于佩妮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的试探性问题,听着就像是贷款处理人员和家暴侦探的结合体。佩妮后来告诉我我家的氛围和她家完全相反,在她家,晚餐是完全放松的场合,每个人都在大声欢笑、愉快交谈,旁边甚至还会有狗吠和电视的声音。我对她保证大家都清楚她很紧张。
之后她又带我去她家,我亲眼见证了她所说的一切。她家的状态恰恰相反。虽然房子可能比我家更大,但相当混乱。地毯上是各种动物留下的污渍,包括一条德国牧羊犬、一只猴子、一只猫、好几只小白鼠、一只坏脾气的鹅。混乱就是规则。除了帕克斯一家、一堆宠物外,周围邻居的孩子也会在附近晃荡。
我努力保持自己的魅力,但似乎与任何人都没有共鸣,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于是,我慢慢地、痛苦地从佩妮的妈妈多特太太(Dot)着手,她让我想起玛未姑妈(Auntie Mame)——狂妄、鲁莽、永保活力。她在不少方面都始终表现得像个未成年人,拒绝自己女家长的角色。她更像是佩妮的姐姐而不是妈妈,这点着实让我吃惊。实际上,晚餐后不久,在佩妮和我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去喝杯酒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们去了不少热门的地方,最后选了东边某个下班后常去的地方。佩妮在喝完两杯鸡尾酒后,选择喝水,但多特太太并没有,反而不停地喝酒,不久就上台与各类奇怪的男人一起跳舞,有水手,还有更糟糕的。她甚至竖起拇指指着佩妮的方向对我说:“别去管这个扫兴的家伙!她就是那种死样!”佩妮用两只手捂住双眼,我大笑着坐了下来。我通过了多特太太的测试。
在几个月后我想带佩妮去度长假时,多特太太的批准无疑是一项宝贵的资产。虽然佩妮晚上会在我的公寓过夜,但我们在某些方面仍然被礼节所束缚。只要她还住在家里,佩妮就觉得自己必须顺从父母,遵守他们的规则和惯例,所以在这种长途旅行前我必须得到她妈妈的同意。
我西装笔挺地来到她家,与动物友好相处,摸摸那只脾气暴躁的鹅,然后询问多特太太的意见。我们两人坐在餐桌旁,端着咖啡,我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佩妮,多特太太露出笑容。我说我相信佩妮也非常喜欢我。多特太太还是笑着,但却少了一丝确信。我说我想要带佩妮去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过周末,去观看全国田径锦标赛。
多特太太抿了一口咖啡,然后嘟着嘴。“嗯……不行,”她说,“不,不行,巴克,我不赞同。我不希望你们去。”
“噢,”我说,“我很遗憾。”
我在屋子后面的某个房间里找到佩妮,告诉她她妈妈不同意。佩妮双手贴上双颊,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会回家,整理一下思路,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又到她家,再次请求多特太太抽点时间与我聊聊,我们还是坐在餐桌旁喝咖啡。“多特太太,”我说,“我可能昨天在解释我对您女儿的认真态度时有点问题。听着,多特太太,我爱佩妮,而且佩妮也爱我。如果事情照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幸福地创造属于我俩的生活,我希望您能再次考虑一下我昨天问题的答案。”
多特太太往咖啡里放了一块糖,手指在桌子上敲打,脸上的表情相当奇怪,有点恐惧,有点痛苦。她之前没有太多谈判的经验,显然不清楚谈判的基本原则就是清楚你想要的以及你需要避开的,这样才能获得一切。所以她觉得困惑,即刻就摊手表示同意。“好的,”她说,“没问题。”
佩妮和我顺利飞往萨克拉门托度假。远离父母,摆脱约束,我们俩一路上都相当兴奋,不过我怀疑让佩妮更高兴的可能是有机会使用她的高中毕业礼物——一整套粉色行李箱。
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破坏她的好心情。那个双休日天气相当热,可能有近38度,但佩妮却毫无怨言,甚至对露天看台上好似煎锅的铁椅也没有任何抱怨。在我向她解释跑道的细微差别、跑步者的孤独和技巧时,她也没有觉得无聊,反而表现得相当有兴趣。她一如既往地即刻就抓住了一切本质。
我带她去场内的草坪上散步,给她介绍我所认识的运动员,还向她介绍了鲍尔曼。鲍尔曼非常礼貌地夸奖她,说她太漂亮了,这么正经体面的她为什么要跟我这样的“流浪汉”在一起。我们跟鲍尔曼站在一起,观看了那天最后的几场比赛。
当晚,我们入住城郊的一家酒店,我们的套房是以使人心绪不宁的棕色涂漆装饰的,我们都觉得就像是烧焦的炖肉的颜色。周日早晨,我们去游泳池里躲避炙热的阳光,一起待在跳水板下的阴影里。我提及我们的未来,我第二天就要出发前往日本,时间会比较长,而且相当重要,以此巩固我和鬼冢的关系。我跟她说,我回来时就到了夏末,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的约会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并不赞同师生恋,我们必须正式确立关系,一种不被诟病的关系——婚姻。“你在我离开的时候可以自己安排婚礼的事情吗?”我问。“可以。”她说。
整个求婚过程中几乎没有讨论、犹豫或太多情绪,也没有什么协商,更像是之前就已确定的结论。我们走进那间焦肉套房,拨出佩妮家的电话。多特太太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接起电话。我跟她说了我们的决定,她在一段长时间的压抑、停顿后说:“你这个混蛋。”随即挂断电话。
之后,她又回拨电话,表示刚才只是本能反应,因为之前她还计划跟佩妮一起度过愉快的夏季,现在希望落空,她觉得很失望。不过,她觉得在夏季筹划佩妮的婚礼也应该挺有意思的。
我们之后又电话联系我的父母,他们听起来相当高兴,不过我妹妹珍妮才刚结婚,所以他们都有点害怕办婚礼了。
我们挂掉电话,望着彼此,又望着棕色的墙纸,还有棕色的地毯,蓦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生活。
我不停地默念,一遍又一遍,我订婚了,我订婚了。但我却无法投入其中,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萨克拉门托城郊热浪中的一家酒店中。回家之后,我们去扎莱什珠宝店(Zales)挑选订婚戒指,上面镶嵌着一颗翡翠。一切开始呈现出真实的感觉。宝石和戒托一共花了500美元,这尤其显得真实。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得紧张,也从未跟其他人一样懊悔地问自己:“噢,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约会和了解佩妮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而现在,我有机会可以永远延续这种幸福感。这就是我对这段婚姻的态度,就像初级会计学这门课程的基础公式一样简单: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直到我离家前往日本,直到我和未婚妻吻别,承诺自己一抵达日本就写信回来,我才切实地体会到完整事实的方方面面。佩妮不仅是我的未婚妻、我的爱人、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合作伙伴。过去,我跟自己说鲍尔曼是我的合作伙伴,甚至约翰逊也可以称得上是,但与佩妮的一切却是完全不同、史无前例的。这种联盟是改变一生的决定,不过我仍然没有觉得紧张,只不过让我考虑得更多。我之前从不会跟真正的合作伙伴告别,而现在这种感觉完全不同,找出你对某人态度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想象跟他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