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妮，改变一生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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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她去了俄勒冈动物园。我不清楚为什么，但我猜是我觉得在动物园里乱逛、看看动物应该是一种了解彼此的低调方式。同样，缅甸蟒、尼日利亚山羊、非洲鳄鱼，这些都让我有机会跟她分享自己之前的旅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谈论一下金字塔和胜利神庙。我还跟她讲述自己在加尔各答生病的过程，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详细地描述过那段可怕的经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告诉帕克斯小姐，可能是因为加尔各答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尽管那时我完全没有孤独的感觉。
我向她承认蓝带体育公司根基不稳，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我已经竭尽全力。我的运动鞋公司是一个有呼吸的生命体，是我从无到有一点点打造的。我赋予它生命，培养它茁壮成长，多次把它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而现在我想要也需要看到它自己站起来，走向全世界。“这么说有没有道理？”我说。
“嗯。”她说。
我们途经老虎和狮子园区，我告诉她我根本不想为任何人打工。我想建立属于自己的事业，未来可以自豪地指着自己打造的一切说：这是我做的。这也是我觉得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唯一方式。
她点头表示赞同，就像基本的会计原理一样，她本能地、即刻地理解了我所说的要义。
我问她是否曾经有过中意的人。她承认有过，但那个男孩——好吧，她说，他只是个男孩。她之前约会的所有男孩都只是男孩，他们会谈论运动和车（我相当明智地没有坦白自己其实两者都喜欢）。“但你，”她说，“你以前去过世界各地，而现在你又冒险创建这家公司……”
她的声音渐渐变小。我站起身来，更加自信地挺直腰板，高兴地跟狮子和老虎“告别”。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了玉西，那是办公室对街的一家中餐馆。两人在吃着蒙古牛肉和蒜味鸡的同时，她跟我讲述了关于她的一些事情。她仍然在父母家住，她非常爱自己的家人，但这不代表她的生活没有挑战。她的父亲是个备受尊重的律师，职业相当不错，而她家听起来显然也比我家要更大、更好。但是她暗示，5个孩子对她家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金钱始终是个问题。一定数额的定量配给是标准操作流程，但东西从来都不够用，卫生纸之类的主要用品总是短缺，整个家庭环境都给人不安全感。她不喜欢不安全感，更喜欢安全感。她再三重复安全感，这也是她会学习会计的原因，会计似乎比较稳定、可靠、安全，是一种不用担心失业的工作。
我问她为何恰好选择波特兰州立大学，她表示自己一开始打算去俄勒冈州立大学的。
“噢。”我说，就好像她坦白了自己在监狱里服刑一样。
她笑着说：“如果那是表达某种安慰的话，我可不太喜欢。”特别是，她无法遵守学校规定，也就是每个学生至少进行一次公开演讲。她太害羞了。
“我理解，帕克斯小姐。”
“叫我佩妮（Penny）就好。”
晚餐之后，我开车送她回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妈妈、爸爸，这是奈特先生。”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说着与他们握手。
我们彼此对望，然后又望望墙、望望地板。天气不错，不是吗？
“那么，”我说，点点自己的手表，弹着橡皮筋，“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她妈妈望着墙上的钟，“才9点，”她说，“适合夜间约会啊。”
第二次约会后，佩妮就和父母一起去夏威夷过圣诞了。她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个好现象。她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再次约她共进晚餐。那是1968年1月初，晚上特别冷。
我们再次约在玉西，但这次我是在那里跟她碰面的，而且我去得相当晚，当时是从鹰级童子军审核委员会（Eagle Scout review board）赶过去的，为此，她调侃地说：“鹰级童子军？你？”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现象，至少她可以自由地调侃我了。
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两个人都更加放松，这样的感觉很不错。这种放松感不断持续，在之后的几周逐渐加深。我们开始交往，彼此互生好感，产生一种无声交流的默契。只有两个害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切。在她觉得害羞或者不自在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根据情况，要么给她更多的空间要么就帮她摆脱出来。在我忽视她，在内心激烈地探讨业务问题时，她也会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耐心地等我梳理好思绪。
佩妮并没有达到喝酒的法定年龄，但我们经常会借我某个妹妹的驾照，一起去闹市区的酒吧喝杯酒。酒精和时间会施展魔法。在2月前，也就是我30岁生日前后，她几乎所有闲暇时间都会待在蓝带体育公司，晚上会去我的公寓，甚至有时候都不再叫我奈特先生。
我顺其自然地带她回家见我的家人。大家围着餐桌坐在一起，吃着妈妈准备的炖肉，喝着冷牛奶，假装不太尴尬。佩妮是我带回家的第二个女孩，虽然她没有萨拉那种原始的魅力，但她拥有更棒的东西。她的魅力是浑然天成的，没有任何预演的。虽然全家人似乎都喜欢她，但他们始终是奈特家族。妈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妹妹们尝试作为佩妮与父母之间的桥梁，不过却是徒劳；父亲提出不少关于佩妮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的试探性问题，听着就像是贷款处理人员和家暴侦探的结合体。佩妮后来告诉我我家的氛围和她家完全相反，在她家，晚餐是完全放松的场合，每个人都在大声欢笑、愉快交谈，旁边甚至还会有狗吠和电视的声音。我对她保证大家都清楚她很紧张。
之后她又带我去她家，我亲眼见证了她所说的一切。她家的状态恰恰相反。虽然房子可能比我家更大，但相当混乱。地毯上是各种动物留下的污渍，包括一条德国牧羊犬、一只猴子、一只猫、好几只小白鼠、一只坏脾气的鹅。混乱就是规则。除了帕克斯一家、一堆宠物外，周围邻居的孩子也会在附近晃荡。
我努力保持自己的魅力，但似乎与任何人都没有共鸣，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于是，我慢慢地、痛苦地从佩妮的妈妈多特太太（Dot）着手，她让我想起玛未姑妈（Auntie Mame）——狂妄、鲁莽、永保活力。她在不少方面都始终表现得像个未成年人，拒绝自己女家长的角色。她更像是佩妮的姐姐而不是妈妈，这点着实让我吃惊。实际上，晚餐后不久，在佩妮和我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去喝杯酒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们去了不少热门的地方，最后选了东边某个下班后常去的地方。佩妮在喝完两杯鸡尾酒后，选择喝水，但多特太太并没有，反而不停地喝酒，不久就上台与各类奇怪的男人一起跳舞，有水手，还有更糟糕的。她甚至竖起拇指指着佩妮的方向对我说：“别去管这个扫兴的家伙！她就是那种死样！”佩妮用两只手捂住双眼，我大笑着坐了下来。我通过了多特太太的测试。
在几个月后我想带佩妮去度长假时，多特太太的批准无疑是一项宝贵的资产。虽然佩妮晚上会在我的公寓过夜，但我们在某些方面仍然被礼节所束缚。只要她还住在家里，佩妮就觉得自己必须顺从父母，遵守他们的规则和惯例，所以在这种长途旅行前我必须得到她妈妈的同意。
我西装笔挺地来到她家，与动物友好相处，摸摸那只脾气暴躁的鹅，然后询问多特太太的意见。我们两人坐在餐桌旁，端着咖啡，我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佩妮，多特太太露出笑容。我说我相信佩妮也非常喜欢我。多特太太还是笑着，但却少了一丝确信。我说我想要带佩妮去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过周末，去观看全国田径锦标赛。
多特太太抿了一口咖啡，然后嘟着嘴。“嗯……不行，”她说，“不，不行，巴克，我不赞同。我不希望你们去。”
“噢，”我说，“我很遗憾。”
我在屋子后面的某个房间里找到佩妮，告诉她她妈妈不同意。佩妮双手贴上双颊，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会回家，整理一下思路，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又到她家，再次请求多特太太抽点时间与我聊聊，我们还是坐在餐桌旁喝咖啡。“多特太太，”我说，“我可能昨天在解释我对您女儿的认真态度时有点问题。听着，多特太太，我爱佩妮，而且佩妮也爱我。如果事情照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幸福地创造属于我俩的生活，我希望您能再次考虑一下我昨天问题的答案。”
多特太太往咖啡里放了一块糖，手指在桌子上敲打，脸上的表情相当奇怪，有点恐惧，有点痛苦。她之前没有太多谈判的经验，显然不清楚谈判的基本原则就是清楚你想要的以及你需要避开的，这样才能获得一切。所以她觉得困惑，即刻就摊手表示同意。“好的，”她说，“没问题。”
佩妮和我顺利飞往萨克拉门托度假。远离父母，摆脱约束，我们俩一路上都相当兴奋，不过我怀疑让佩妮更高兴的可能是有机会使用她的高中毕业礼物——一整套粉色行李箱。
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破坏她的好心情。那个双休日天气相当热，可能有近38度，但佩妮却毫无怨言，甚至对露天看台上好似煎锅的铁椅也没有任何抱怨。在我向她解释跑道的细微差别、跑步者的孤独和技巧时，她也没有觉得无聊，反而表现得相当有兴趣。她一如既往地即刻就抓住了一切本质。
我带她去场内的草坪上散步，给她介绍我所认识的运动员，还向她介绍了鲍尔曼。鲍尔曼非常礼貌地夸奖她，说她太漂亮了，这么正经体面的她为什么要跟我这样的“流浪汉”在一起。我们跟鲍尔曼站在一起，观看了那天最后的几场比赛。
当晚，我们入住城郊的一家酒店，我们的套房是以使人心绪不宁的棕色涂漆装饰的，我们都觉得就像是烧焦的炖肉的颜色。周日早晨，我们去游泳池里躲避炙热的阳光，一起待在跳水板下的阴影里。我提及我们的未来，我第二天就要出发前往日本，时间会比较长，而且相当重要，以此巩固我和鬼冢的关系。我跟她说，我回来时就到了夏末，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的约会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并不赞同师生恋，我们必须正式确立关系，一种不被诟病的关系——婚姻。“你在我离开的时候可以自己安排婚礼的事情吗？”我问。“可以。”她说。
整个求婚过程中几乎没有讨论、犹豫或太多情绪，也没有什么协商，更像是之前就已确定的结论。我们走进那间焦肉套房，拨出佩妮家的电话。多特太太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接起电话。我跟她说了我们的决定，她在一段长时间的压抑、停顿后说：“你这个混蛋。”随即挂断电话。
之后，她又回拨电话，表示刚才只是本能反应，因为之前她还计划跟佩妮一起度过愉快的夏季，现在希望落空，她觉得很失望。不过，她觉得在夏季筹划佩妮的婚礼也应该挺有意思的。
我们之后又电话联系我的父母，他们听起来相当高兴，不过我妹妹珍妮才刚结婚，所以他们都有点害怕办婚礼了。
我们挂掉电话，望着彼此，又望着棕色的墙纸，还有棕色的地毯，蓦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生活。
我不停地默念，一遍又一遍，我订婚了，我订婚了。但我却无法投入其中，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萨克拉门托城郊热浪中的一家酒店中。回家之后，我们去扎莱什珠宝店（Zales）挑选订婚戒指，上面镶嵌着一颗翡翠。一切开始呈现出真实的感觉。宝石和戒托一共花了500美元，这尤其显得真实。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得紧张，也从未跟其他人一样懊悔地问自己：“噢，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约会和了解佩妮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而现在，我有机会可以永远延续这种幸福感。这就是我对这段婚姻的态度，就像初级会计学这门课程的基础公式一样简单：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
直到我离家前往日本，直到我和未婚妻吻别，承诺自己一抵达日本就写信回来，我才切实地体会到完整事实的方方面面。佩妮不仅是我的未婚妻、我的爱人、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合作伙伴。过去，我跟自己说鲍尔曼是我的合作伙伴，甚至约翰逊也可以称得上是，但与佩妮的一切却是完全不同、史无前例的。这种联盟是改变一生的决定，不过我仍然没有觉得紧张，只不过让我考虑得更多。我之前从不会跟真正的合作伙伴告别，而现在这种感觉完全不同，找出你对某人态度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想象跟他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