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10公里,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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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前提条件是有东西可以让我们融资。和我们担心的一样,鬼冢公司在日本对我们提起了诉讼。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在美国对它违约和商标侵权提起诉讼。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了豪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困难,当然这基于信任方面的考量,也与亲情和血缘关系相关。信心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虽然表哥只比我大两岁,但却显得成熟得多,举手投足间让人非常信服,特别是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他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表哥就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让他的客户取信于人。
而且,表哥还是个顽强的竞争者。小时候,我和豪泽曾在他家后院打了好几场漫长而激烈的羽毛球比赛。一个夏天我们整整打了116场。为什么是116场?因为豪泽连续赢了我115场,我直到赢过他才罢休。豪泽十分理解我的困境。
话又说回来,我选豪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太穷了。我没钱支付诉讼费,而豪泽说服他的律师事务所破例接受了我们的案子。
1973年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豪泽的办公室度过的,看文件、查备忘录、低三下四地献媚。我看到备忘录上有关于雇间谍的记录,豪泽警告说法院肯定对此很反感;还有我从北见的公文包“借”了文件,法官会认定这是盗窃!我想起了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他的名言: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我本打算向法庭隐瞒这些残酷的现实,最后发现这将把自己置于死地。坦然面对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将我偷北见文件的行为视为自我防卫。
没和豪泽一起研究案情的时候,我自己也在不断思索,或者说自我辩论。虽然我一直相信商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此前从未感受过会议室的狂怒战火;直到我和5个律师围坐在桌前,他们想方设法让我承认自己违反了与鬼冢的合同。他们试了埋有陷阱的问题、咄咄逼人的问题、古怪的问题和含沙射影的问题。当提问没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扭曲我的答案。宣誓作证对所有人都有点压力,但是对害羞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经历了各种纠缠、引诱、厌烦和嘲弄之后,我已经有点百毒不侵了。我显然并没有做到滴水不漏,这让我的情绪低迷至极,也被豪泽极不情愿地证实了。
那个时期,真是度日如年,在最煎熬的结尾阶段,每晚的10公里常规跑成为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马修、佩妮和我短暂的会面也会让我找回理智。我总会抽出时间和精力为马修讲睡前故事。
托马斯·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可谓磕磕绊绊。我们知道,他必须对每个词都斟酌再三。而当小马特·希斯特里为他带来崭新的鹅毛笔后,他立刻就变得文如泉涌。
每次我讲睡前故事时,马修总会笑个不停;他的笑声很清澈,我很爱听。平常他总是喜怒无常,闷闷不乐,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很晚才开始学说话,稍大一点就显露了叛逆倾向,这让人有点担心。我非常自责,如果我经常回家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叛逆了。
鲍尔曼和马修待过一段时间,他劝我别担心。他喜欢马修的精神,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叛逆者。
那个春天,我和佩妮都在担心我们的小叛逆者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兄弟姐妹。佩妮又怀孕了。说实话,我也好奇我们夫妻将如何应对。1973年结束时,我认为很可能我将会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失业。
把马修哄睡着之后,我通常和佩妮坐在客厅里,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即将到来的官司。从小到大,佩妮见过她父亲参与的诸多官司,因此,她非常喜欢看律政剧,从不会错过电视上的任何法制节目。《佩瑞·梅森》[14]是她的最爱,我有时叫她黛拉·斯杰特(Della Street,梅森的秘书)。我常常调侃佩妮的热情,但也常常从这种热情中受益。
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的睡前故事时间。当时,我父亲已退休离开报社,他有很多时间调查旧案和判例,从中找出可能会对豪泽上诉有利的论据。他积极参与进来,心怀公平竞争的观念,对蓝带诉讼的公正性抱有坚定信念,这些都让我重拾信心。
像往常一样,父亲会问马修和佩妮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会问妈妈还好吗,接着他就会告诉我他在法律书上的发现。我会在黄色便签本上仔细记录。在挂电话前,父亲常会说他看好我们获胜的概率。“我们会打赢官司的,巴克。”他经常使用“我们”这个具有魔力的代词,这让我感觉很亲切。我们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已经回归到最本质的状态。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而我正处在人生的战场之中。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发现的东西。我的官司让父亲的内心混乱找到了更加健康的发泄渠道。我法律上的麻烦、我晚上打给他的电话,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高度清醒。他很少再去俱乐部的酒吧喝到深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