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马克，我们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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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频繁往返于华盛顿和家之间。每个月我都会和政治家、说客、顾问、官员，以及任何可以帮忙的人碰面。我深入到自己完全陌生的政治内幕，并阅读自己能找到的任何关税资料。
我甚至还浏览了《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
一切都没起什么作用。
1979年夏末，维奇库尔帮我和俄勒冈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O.Hatfeld）安排了一次会面。哈特菲尔德备受尊重，社会关系也很广，而且是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他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络到海怪官员的上司，并让他们取消2500万美元的不合理费用。所以我花了好几天为会议做准备和研究，并与伍德尔还有海斯在一起商讨了好几次。
“我们需要哈特菲尔德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海斯说道，“他总是两边都不得罪，有人叫他‘圣人马克’。他一向不同意滥用权力。他在水门事件中和尼克松对峙过。为了给哥伦比亚的大坝筹措资金，他像老虎一样凶猛地奋斗。”
“听起来他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伍德尔说道。
“也许是我们最后的选择。”我说道。
我到达华盛顿的那个晚上，维奇库尔和我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排练了一下。像两个演员对台词一样，我们把哈特菲尔德可能提出的问题都过了一遍。维奇库尔一直在引用《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有时甚至还要引用第二册。“算了吧，”我说道，“我们都想得简单点。”
第二天早上，我们慢慢踏上美国参议院办公大楼前的台阶，看着这座建筑宏伟的外观，看着所有的圆柱和闪闪发光的大理石，看着头顶飘扬的巨大旗帜，我不得不停了下来。我想起了帕特农神庙以及胜利神庙。我自己也知道，这将会是我人生中的重大时刻之一。不论结果如何，在没有拥抱、感激它之前我都不会任其逝去。所以，我盯着柱子，羡慕大理石反射出的太阳光。我久久地站在那里……
“你要过来吗？”维奇库尔问。
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我挎着公文包的那只手被汗水湿透了，西装也湿透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刚从雨林中跋涉而来一样。我怎么能以这种状态来和参议员会面呢？我怎么和他握手呢？
我怎么才能有条理地思考呢？
我们走进哈特菲尔德的外间办公室，他的一位助手把我们领进了等候室，很大的一个房间。我想起了两个儿子，想起了佩妮，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鲍尔曼，想起了格雷尔，想起了普雷方丹，想起了北见，想起了詹姆斯法官。
“参议员现在要和你见面。”助手说道。
她把我们领进一间宽敞凉爽的办公室。哈特菲尔德从桌后走过来，作为俄勒冈老乡，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他领我们去窗边会客区，等我们全都入座后，哈特菲尔德微笑了一下。维奇库尔也回以微笑。我告诉哈特菲尔德我和他是远房亲戚，我的母亲是他的三侄女。接着，我们聊了会儿罗斯堡。
空调不断发出飒飒的声响，我们都清了清嗓子。“呃，议员先生，”我说道，“我们今天来见你的原因是……”
他抬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们的所有情况。我的助手已经读了《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然后大体和我说了一下。我要怎么帮助你们呢？”
我停了下来，一脸震惊，我转向维奇库尔，发现他的脸也和他的粉色领结一个颜色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排练这次谈判，准备说服哈特菲尔德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迎接成功。我们互相靠近，小声讨论着哈特菲尔德可能帮忙的几种不同方式。维奇库尔认为哈特菲尔德应该给美国政府或海关领导写封信，我想让他打电话。我俩无法达成一致，开始争论起来，空调好像在嘲笑我们一样。最后，我叫停了维奇库尔，也停止了空调的嘲笑。我对哈特菲尔德说：“议员先生，我们今天没有想到您会如此乐于助人，而实际上，我们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会再来找您的。”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根本没管维奇库尔是否跟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