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疯狂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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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回信。中国大陆政府欣然邀请我们去参观……
我花了一周时间决定去中国大陆的人选。那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黄色便签本放到膝头，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个个排除，然后再列新的。
张大卫，当然要去。
斯特拉瑟，毫无疑问。
海斯，还用说吗。
我通知每个参加这次出访的人，让他们都准备好文件、护照和其他用品。然后，临走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领着他们恶补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长城、鸦片战争、明朝、孔子、毛主席……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学生一样，我为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制订了一个教学大纲。
1980年7月，我们登上了飞机。北京，我们来了。不过，首先要去东京。我觉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只需办理转机手续。日本市场的销量又开始增长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于大家在进入中国大陆前有一个缓冲，因为去中国大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佩妮和戈尔曼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12个小时后，我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思绪回到了1962年，回到了我的那个疯狂想法。现在我又回来了，即将把这个想法带入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我想到了马可·波罗，想到了孔子。不过，我也想到了自己这几年看过的所有比赛：足球、篮球、棒球。一个球队在最后几秒或一局中绝对领先，只是稍微松了口气或过分绷紧神经，就可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回想过去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未来。
我们在日本吃了几顿美味的日本料理，拜访了几位老朋友。经过两三天的短暂休整，我们准备好出发了。去往北京的航班将在第二天早上起飞。
我们一起在银座吃了最后一顿饭，喝了好几杯鸡尾酒，每个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我洗完热水澡，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躺到了床上。几个小时后，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我看了下床头的闹钟，才凌晨两点。“谁啊？”
“张大卫，让我进来！”
我走到门口，发现张大卫看起来很不正常：衣着凌乱，苦恼不堪，条纹领带斜斜地挂在脖子上。“海斯说不去了！”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
“他在楼下酒吧里，他说他做不到，他没办法登上那架飞机。”
“为什么？”
“他好像恐慌症发作了。”
“没错，他是患有恐慌症。”
“哪一种恐慌症？”
“他患有……所有的恐慌症。”
我穿好衣服，走到楼下酒吧。然后我想起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是谁。“回去睡觉吧，”我告诉张大卫，“海斯明天会准时出现的。”
“但是……”
“他会出现的。”
第二天早上，海斯两眼无神，脸色苍白得吓人，不过，还是来到了大厅里。
当然，为应对恐慌症复发，他装了足够的“药物”。几个小时后，穿过北京海关，我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声。房间空荡荡的，用胶合板隔成了很多间。在一个隔间的另一边，有很多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大喊。我绕过隔间，看到两名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地指着海斯和他打开的行李箱。
我走了过去，斯特拉瑟和张大卫也走了过去。海斯巨大的内裤上面躺着12升伏特加。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然后海斯叹了口气。
“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他说道，“你们的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