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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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睡觉了。”佩妮边说边收起了她的针线。
“好的，”我告诉她，“我这就来。”
我一直在想电影《遗愿清单》中的一句台词：“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衡量你。”我忘了是尼科尔森还是弗里曼说的了。这句台词说得很对，非常对。正是这句话让我去了东京，去了日商岩井的办公室，我不久前还拜访过那里。电话响了。“找你的。”日本前台说道。他把电话递给我。电话那头是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他曾三次获得金牌，是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取得这些成就时，穿的都是耐克。他当时恰好也在东京。“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问。
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日商岩井要宴请我。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桌子上放着日本涮锅，互相用日本米酒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们大笑、欢呼、碰杯，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穿过，与我和大多数共事的运动员之间的一样，一种移情，一种友情，一种人脉。它非常短暂，但是经常发生，我知道这就是我1962年环游世界时想找寻的东西。
忘记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我家就是你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模子或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我想起那些没有走这么远的人。鲍尔曼于1999年圣诞前夜在化石镇过世。他已经回到了故乡，这也和我们一直想的一样。他仍然拥有校园山上原来的房子，但是他决定放弃那里，和鲍尔曼夫人一起住到化石镇的养老院。他需要回到开始的地方，他曾经告诉过别人这一点吗？或者他一直把这个想法埋藏在了心里？
我记得上大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在普尔曼（Pullman）有场对抗赛。鲍尔曼让大巴车司机绕道化石镇，以便可以向我们炫耀。当我听到他躺在床上长眠不醒时，立刻就会想起大二时的事情。
这个消息是贾卡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看报纸，圣诞树一闪一闪的。人很奇怪总会把某些时刻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拿着电话突然像窒息了一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然后我走到楼上的小书斋，打开所有的灯，闭上眼睛，脑海中回放着无数个画面，包括很久之前在都市大酒店的那次午餐。
成交？
成交。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才下楼。那个晚上我没有用面巾纸，而是把一条毛巾搭在肩膀上。这个举动是我从另外一位挚爱的教练约翰·汤姆逊身上学会的。
1993年，斯特拉瑟也突然因为心脏病复发过世了。他还如此年轻，真是一个悲剧。更糟糕的是，我们之前闹翻了。斯特拉瑟帮助我们签下了乔丹，帮助我们创立了乔丹这个品牌，并为鲁迪的气垫鞋四处奔波。乔丹气垫鞋改变了耐克，把我们提升到了新高度，但是这也让斯特拉瑟有所改变。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也包括我，特别是我。我们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最后他辞职了。
如果他只是辞职还好，但他随后去了阿迪达斯。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背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我很开心骄傲地雇用了他的女儿艾弗里。她22岁加盟耐克，专门从事特别活动，据说很有潜力。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名录上，我感到很幸运、很开心）。我希望能和斯特拉瑟在他死之前冰释前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生来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我们都不太擅长宽恕。对于我俩来说，背叛就好比加强版的氪星石一样。
当耐克的海外工厂（即所谓的“血汗工厂”）出现了各种状况时，我感觉到了相同的背叛感。记者说一家工厂的工人很不满，但是却从不提工厂的现状要比刚和我们合作时好许多。这些记者也不提我们与工厂合作做了多少努力，为的是让工厂更加安全、整洁。他们不会说这些工厂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租了场地，是很多承租人中的一个。这些记者只是做了简单的调查，然后发现一位工人在抱怨环境，他们就利用那位工人来诽谤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巨大的关注。
当然，我对危机的处理只会让它更糟。一旦我感到气愤、受伤，我常常用自以为是、狂怒暴躁来应对。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反应非常不利于解决事情，而且常常适得其反，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当你自认为在创造工作机会，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现代化，让运动员能够创造辉煌，某天醒来却发现有人在你家乡的零售旗舰店外焚烧你的肖像，这个时候想要保持平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公司的反应和我一样，非常情绪化。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深夜，你会看到比弗顿总部所有灯都打开了，在很多会议室和办公室里正在上演真诚的自我反省。我们知道多数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耐克并不是真正的犯人，它只是一个象征、一只替罪羊。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告诉全世界：等着瞧吧，我们会让我们的工厂成为大家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