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研究演进

《新中国管理学研究70年》第三节研究演进,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回顾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历史，从邯郸学步到奋勇突破，中国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逐渐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丰硕成果。鉴于研究文献纷繁庞杂，为了避免主观判断，我们受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范式”（Paradigm）的启发，主要从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来梳理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成果。[7]

一研究主题：“内容—过程—情境”的脉络

依据Lynch（2003）的研究，每个战略决策和管理体系都应包含内容（Content）、过程（Process）和情境（Context）三个要素，回顾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主题轮廓，实际上也呈现出“内容—过程—情境”交织演进的图景，三大主题既各成体系又互相联结，从观点对立到观点融合，不断地促进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成长与发展。

（一）内容主题：从单一化到系统化和多样化

战略的内容主题是战略管理学科中的传统和核心内容，强调“企业有效定位以及关注的环境”“注重于企业范畴和与市场竞争的方式”（Huff and Reger，1987），主要是为探究保持或提高绩效，企业所采取的战略是什么（What Is），以及应该是什么（Should Be）（Boyne and Walker，2004）。具体而言，内容主题涵盖了业务战略、公司战略、职能战略及其构成的要素。

在战略启蒙和探索阶段，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在内容上关注一般战略类型居多，展现出“单一化”的研究特征。在早期启蒙阶段，研究内容围绕着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展开，并对战略管理的概念知识进行了诸多探索，一些学者做了系统的翻译引入工作，如徐二明（1985a，1985b）翻译了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竞争战略，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理论，如冯正虎（1987，1988）对安索夫战略管理思想，捷生（1990）和宋华（1991）对战略联盟理论进行了介绍。还有些学者的研究围绕多角化战略（李贵硕，1981）、外向型企业发展战略（段云程，1986）、合资企业发展（罗珉，1988）。1992年以后到了战略探索阶段，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推进，企业自主权扩大，行业中较大规模企业开始显现，逐渐在产业战略（芮明杰、余光胜，1997）、多角化经营（王永贵、马剑虹，1998；王公义，1994）、大企业战略（郑新立、李量，1995；沈志渔，1996；张茅，1997）、战略联盟（李新春等，1998；周建，2000）、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赵曙明，1996）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但总体上21世纪前的国内战略管理研究是以提出现实情况的解决对策为重心，而对于深度挖掘抽象化的理论创新方面还未有深入。

21世纪以后的战略形成阶段，中国加入WTO，高校中战略管理课程体系不断完善，战略管理成为商学的核心课程，国内国外市场大幅放开，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国际化的竞争。学者们逐渐对战略微观内容予以重视，研究更加细化，思辨性或对策性文章逐渐减少。例如，资源、能力及其与竞争优势相关的研究成为重点，不仅有理论剖析（李海舰、聂辉华，2002）也有宏观地讨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魏守华、石碧华，2002；蔡宁、吴结兵，2002），还有微观角度探讨企业自主创新与竞争优势的关系（黄德春、刘志彪，2006）以及资源能力整合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夏清华，2002；宝贡敏，2005）。除竞争优势的相关主题，企业并购（陈佳贵、黄群慧，2002；焦长勇、项保华，2002；李燕萍等，2008）、战略联盟（刘益等，2003；王凤彬、刘松博，2005）、企业家（贺小刚，2005；陈传明、孙俊华，2008）、产品（叶广宇、蓝海林，2002；薛有志、周杰，2007）、技术创新（陈劲、郑刚，2004；宝贡敏、杨静，2004）等相关主题也备受关注。

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全球化加剧、互联网及其移动互联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云大物移智”技术的涌现，战略管理研究进入多样化创造阶段，该阶段围绕平台型企业（罗珉、杜华勇，2018）、网络效应（蔡宁等，2015；孙军、高彦彦，2016）、共享经济（何中兵等，2018）、生态系统（欧阳桃花等，2015；李强、揭筱纹，2012，2013）、商业模式创新（吴晓波等，2013；龚丽敏等，2013）、战略转型（许晖等，2009；薛有志等，2012；欧阳桃花等，2016）等产生了大量多样化的研究。

（二）过程主题：从程序探讨到政治/社会和认知行为

战略中的过程主题被认为是如何进行选择或制定目标和行动（Hart，1992），涉及一系列不同活动的组合（Mintzberg et al.，2003），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且同内容和情境交互影响（Quinn，1980；Lynch，2003）。其主要内容包含“程序集合”“政治/社会活动”“认知行为”和“复杂系统”等几大视角（韵江，2011），具体而言，涵盖战略规划、选择、制定、实施及变革等一系列过程，也涉及战略者的认知、决策及形成机制等。

对过程主题的探讨是从战略萌芽阶段后期与战略探索阶段开始的，研究的最主要特征即为学者对战略过程的认知是基于“程序探讨”的观点，例如周健临（1991）将企业战略计划工作视为发展制定战略的过程的观点以及捷生（1990）对战略计划过程、苏罡（1998）对企业退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步骤的讨论等，尽管没能出现对战略过程整体流程与顺序的讨论，但这些学者对有关战略过程的讨论多是基于战略过程是“程序的集合”的认知，讨论了战略选择（章建英，1992；严建援，1999）、战略制定（陈奋奇，1985；卜阙，1987）、战略实施（李崇强，1994；于立，1998）、战略评价（唐廷川，1988；刘可新等，1998）及企业成长（宋培林，1995；张玉利，1999）等方面的内容。

在战略形成阶段，国内对战略过程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对过程主题的讨论除了对“程序”的认知以外，涌现了“政治/社会”视角的认知，即主张战略过程是一种涉及众多参与者的“政治/社会活动”，并围绕政治活动的相关内容描述战略过程，例如张敏和陈传明（2005）论述的企业文化同企业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黄卫伟和黄志伟（2007）在战略选择中提出的“价值权力”以及项国鹏（2007）对战略变革中权力阻力与文化阻力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拓宽了学者对战略是一种程序认知的视野，丰富了战略过程主题的研究。另外，除了在萌芽与探索阶段学者们讨论的战略过程主题，该阶段还涌现出大量的有关战略变革（周长辉，2005；陈传明、刘海建，2005，2006）的文章。

在战略创造阶段，战略过程主题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以心理学为基础将战略过程视为一种“认知行为”是该阶段的新突破，例如武亚军（2013）提出的企业领导人的“战略框架式思考”和“超越性价值观”就是突出了个人认知或心理在战略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该阶段还涌现出了很多基于“认知”的战略过程研究，包括对战略领导力（任延东、揭筱纹，2013；李鹏飞等，2013）、CEO变更（刘鑫、薛有志，2013，2014，2015）、CEO开放性（连燕玲、贺小刚，2015）与CEO家长式领导（陈璐等，2010）或TMT特质（杨林、芮明杰，2010）、TMT注意力（董临萍、宋渊洋，2017）、创业团队先前经验（田莉、张玉利，2012）等个体特质或行为对战略过程（如对战略选择、战略决策、战略变革、战略转型等）各方面的研究，扩展了战略过程的研究主题。

回顾中国战略过程主题的研究，其视角不断扩展，从基于“程序探讨”的认知，到对“政治/社会”的理解，再到对“认知行为”的关注，战略过程的主题研究逐渐深入。

（三）情境主题：从情境钝感到情境敏感和情境效应

情境主题曾经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并不是主流内容，它常常被作为假设条件或一般环境而脱离研究学者视野。但技术变化、制度差异、文化变迁等对企业影响日益增强，特别是VUCA情形的出现，使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情境研究的重要性，衍生了很多关于“适应性企业”（罗仲伟，2001）的研究，战略的情境主题指的是战略决策的外部境况，它明确和限定着战略决策发展的方式（Lynch，2003），情境不仅仅指企业的各种物质或技术条件，更主要地体现在制度和文化特点的集合方面（Child，2000），从情境视角出发的学者认为战略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前后、内外、上下关系及其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蓝海林，2012）。

第一，制度作为重要的战略情境要素逐渐成为战略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刘海建（2012）认为制度观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的战略行为，因此有关制度背景（李玉刚、张江华，2009）、制度距离（吴晓云、陈怀超，2013；宋渊洋，2015；贾镜渝、李文，2016）、制度压力（刘洪深等，2013；涂智苹、宋铁波，2016；蔡宁等，2017；陈力田等，2018）、制度支持（林亚清、赵曙明，2013，2014；李召敏、赵曙明，2016）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地，还有很多学者讨论了政府角色，像有关政府介入（苏竣、陈玲，2002）、政府引导（周殷华等，2008）、政府干预（马忠、刘宇，2010；王铜安、肖亮，2016）、政府监管（杨震宁、李东红，2010）、政府支持（李雪峰、蒋春燕，2011）的研究也成为战略情境研究的重要主题。

第二，文化是影响战略的重要情境因素，最开始很多学者都关注了战略与文化匹配的重要性（项保华、周亚庆，2002；张敏、陈传明，2005），并且形成了如“战略—文化—结构”（李相银，2002）、“战略—能力—文化”（黄速建、王钦，2007）、“文化控制—战略类型”（陈志军等，2018）等协同匹配模型，后来随着企业跨国经验的累积，不论是实践还是研究方面都意识到了文化认同与本土化（康伟等，2005）和跨文化吸收能力（孟凡臣、赵中华，2018）的重要性。另外，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像阴阳观点（Chen，2018）、中庸思维（杜旌、姚菊花，2015；成中英等，2014），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关系化组织”（潘安成等，2016）等作为文化情境因素也对企业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市场因素作为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日益重要，有关海外市场如海外市场多元化战略（蓝海林等，2018）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黄速建、刘建丽，2009；吴小节等，2018）、市场分割如市场分割性对中国企业构成的压力与影响（蓝海林、皮圣雷等，2011）和市场分割程度与战略的关系问题（宋渊洋、黄礼伟，2014）、非市场战略如对市场与非市场战略模型的整合（樊帅、田志龙，2010）及其绩效表现（邓新明、朱登，2013）等相关研究都是战略情境的重要主题。

回顾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国内学者在战略形成和战略创造阶段重点关注本土情境。在此之前的中国战略研究大多处于情境钝感状态，基本较少考虑情境影响。蓝海林等（2012）分析其原因有两个，即学者对理论情境关系与中国情境合理性认知的不清，但我们认为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战略启蒙与探索阶段，研究多引用国外研究理论与成果，不论是中国实践还是理论讨论，都严重缺乏理论自觉，因此一直处于情境顿感的状态中。

21世纪初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制度、市场等情境因素对企业战略影响的差异性日益受到关注。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曾评估了2003年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现状，并认为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缺乏情境认知，需要在中国的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下创造适合本土的新理论。所以，此后国内学者开始注重中国特殊情境下的战略管理，对情境的关注日益敏感，涌现出武亚军等（2005）、李骥（2005）、吴晓云（2005）等学者的战略研究，不过这些研究敏感性还尚不够深厚，仅关注了上文所提的文化情境与战略的互动，而有关制度与市场的分析，主要还是对政府角色与职能的讨论。

在2008年以后中国战略研究创造阶段，有关情境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制度作为重要的情境要素得到学者的关注，重要特征即为该阶段情境因素逐渐成为战略研究中的重要变量，例如讨论制度环境对升级战略（毛蕴诗等，2009）、战略突变（李自杰等，2011）的关系，讨论组织环境与战略的关系（邓新明、田志龙，2010）等问题，从而拓展了情境主题的研究深度与研究广度，并逐渐形成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情境效应”。

二研究层次：“宏观嵌入—产业发展—微观组织—网络生态”的主线

在战略管理学科的传统内容中，层次意指公司层—业务层—职能层的架构体系。但是由于中国企业脱胎于政府体系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国内战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政治任务等外部视角逐步过渡到管理创新等内部视角，形成了一条“宏观嵌入—产业发展—微观组织—网络生态”的主线。

（一）宏观嵌入：从简单分析到复杂联系

宏观层面的战略主要是指企业在不同国家政策下，基于国家或跨国层面，发展企业并兼顾国家利益而考虑的一些战略问题。由于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支持对中国企业非常必要，加上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长期性，很多中国企业对政策变化尤为关注。而对政策的关注也是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视角，这种关注从早期依赖政策与企业事实而展开的具体的描述性研究，到解释和分析国家情境与制度的研究，再到系统地研究国家情境与企业行为问题，形成了一条研究问题的“简单分析—复杂联系”的进程。

在战略启蒙与探索阶段，其简单分析主要表现为孤立地研究影响战略的宏观要素。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战略启蒙与探索时期，从宏观层次上看，中国企业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即一种“有啥吃啥”的具象化研究状态，当时的研究选题大多是沿着企业实践的路线寻找契机，而那些对由国家政策推动而展开的企业行为的研究，也就成为早期从宏观层次上研究中国企业战略问题的文章。例如在引进外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的政策背景下，国内涌现出了诸多跨国公司，同时这些跨国企业的发展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对象，例如国际化战略（厉以京等，1991）、跨国经营战略（孙维炎等，1992；李怀勇，1995）、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林浩，1992；卜永祥，1994）、跨国投资战略（段云程，1992；夏友富，1997；成志明，1997）等是对企业国际化或跨国公司的战略问题进行的探讨，这些研究主题实际上都是基于特定问题的具体宏观要素的研究，而对要素之间的复杂性联系尚未有深入的探讨。

到21世纪初进入战略形成阶段，除了对企业事实的描述，很多从宏观层次上分析企业战略的文献开始出现。例如，对制度、政府等宏观情境方面的关注，像制度安排（苏竣、陈玲，2002）、制度创新（李新春等，2008）、制度环境（郭毅等，2006）、制度变迁（沈能、刘凤朝，2008）、企业—政府关系（张建君、张志学，2005）、政府角色（陈力田、赵晓庆，2008）等，都是战略探索阶段涌现出的变量构念，这些构念不仅丰富了从宏观层次上对企业战略的分析，也使这一模块的研究内容朝着复杂联系的方向发展。

到了战略创造阶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战略研究问题更加复杂，在研究结构上，更加倾向于系统地建构战略研究的宏观变量，同时在战略研究上更是涌现出众多抽象化与专业化的构念，像政府行为（李奋生、梅大海，2015）、制度趋同（杜运周等，2009）、制度距离（陈怀超等，2013；宋渊洋、黄礼伟，2014）、制度压力（刘洪深等，2013；涂智苹、宋铁波，2016）、制度逻辑（杨书燕等，2017）、制度空隙（付婕，2018）、制度导向战略（邓新明、田志龙，2010）、制度选择（林毅夫、龚强，2010）、制度转型（魏江等，2011；刘海建，2012）等都是该阶段战略学者关注的研究主题。

综上所述，从宏观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进程。

（二）产业发展：从特殊到新兴和集群

产业层次主要是指企业针对行业政策或行业规则来发展或探讨企业问题。产业层次的研究在21世纪以前大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工业、农业等产业展开整体的战略分析，多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如马洪（1996）、李春好等（1997）、李国友（1990）、张正铀（1998）等人的研究。21世纪以后从产业层次研究企业战略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讨论特殊行业的企业发展问题（例如银行业、农业企业、医药行业企业等）。譬如尚航标（2014）对国有森工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再如学者对商业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或公司治理与绩效的研究（姚铮、汤彦峰，2009；朱盈盈等，2008；赵昌文等，2009）、对医药行业企业战略的剖析（龙勇、李薇，2008；张妍、魏江，2016），又如学者对制造业的战略问题进行的阐述（武亚军、吴剑峰，2006；黄永春等，2013；赵杰等，2013；苏敬勤、单国栋，2017）。对特殊行业企业的战略发展问题进行讨论有利于关注这些行业企业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是聚焦于企业如何进入战略新兴产业的研究。例如，一些学者剖析了“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发展的问题（吴义爽等，2016；杨德明等，2018），蔡宁等（2017）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制度压力与企业创业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更深一步地，冯海龙等（2018）对基于“互联网+”竞争情境的时间竞争行为变革进行了探讨。此外，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型企业层出不穷，很多学者对传统企业的平台化、数字化转型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罗珉、杜华勇，2018；谢治春等，2018；严若森、钱向阳，2018；张小宁，2014）。

三是对产业集群的研究。21世纪头几年国内学者便开始关注产业集群现象，蓝海林等（2002）对中小企业集群战略进行了阐述，后来朱英明（2003）对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进行了分析，此后李永刚（2004）、刘友金（2006）、苏依依和周长辉（2008）等人的研究都与产业集群的创新问题相关。在21世纪的头十年，关于产业集群的战略的研究，也有涉及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产业集群进行的分析，如农业产业集群（王保利、姚延婷，2007）、地方产业集群（吕文栋、张辉，2005；柴中达，2005；邬爱其，2009）等。近年来，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多集中于集群升级问题，对集群中核心企业合作能力和创新网络（郑胜华、池仁勇，2017）、产业集群升级的情境与内容（吴义爽、蔡宁，2010；郑准等，2014）、集群升级的过程（黄纯、龙海波，2016；吴义爽，2016）等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此外，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诸如中关村（陈劲等，2014）等创新产业园区的战略发展与转型问题也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

（三）微观组织：从向外到向内再到内外平衡

微观组织层次的研究更加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关注战略决策、战略过程、战略变革、战略领导、组织结构等方面内容，但研究趋势总体呈现出“向外”重视环境适应—“向内”重视内部管理—“内外平衡”的演化路径。

第一，“向外”的研究趋势更加重视企业的环境适应，即讨论如何适应环境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在我国战略研究尚处于引进西方战略管理理论阶段之时，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对企业微观层面的讨论都集中于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竞争战略、跨国并购、企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企业最开始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整合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持续的竞争优势，早期的基于微观层次的战略管理研究多数是从这一研究动机出发的，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战略研究都关注了这一研究主题，例如许强和陈劲（2001）、李海舰和聂辉华（2002）、冯海龙（2002，2003）、贺小刚（2002，2005）、宝贡敏（2002，2005）、李维安和周建（2004）、吴晓波等（2006）、武亚军（2007，2013）、龙勇等（2008）、陆亚东和孙金云（2014）等人都是围绕企业竞争优势展开研究的。

第二，“向内”的研究趋势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机制。随着学者对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逐渐深入，对微观组织层次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例如从学习理论、认知理论等视角讨论企业战略决策相关问题（朱镇、赵晶，2011；于晓宇、蔡莉，2013；尚航标、李卫宁，2015），再如从企业家背景（张建君、李宏伟，2007；陈传明、孙俊华，2008）、企业家能力（贺小刚，2005；王红军、陈劲，2007；许爱玉，2010；郭立新、陈传明，2011，2014）、企业家政治关联（李健等，2012；朱益宏等，2016；刘海建等，2017）等方面关注战略企业家行为。此外，SWOT分析、平衡记分卡、PEST分析等战略分析工具在战略管理研究中也有被提及。

第三，“内外平衡”的研究趋势更加重视企业的内外融合。基于微观组织层次的战略研究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除了继续从资源能力视角讨论企业战略选择（王晓文等，2009；马蔷等，2018；刘刚、于晓东，2015）与变革问题（王钦、赵剑波，2014；连燕玲等，2016）等，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进行企业战略转型（胡查平、汪涛，2016）、商业模式创新（李东等，2010；刘刚，2018）、数字化战略（余江等，2018）等微观层次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

（四）网络生态：从关系到平台和生态

从网络生态层次关注企业或组织的战略与发展是从生态学视角对组织关系与战略选择进行的探讨，近年来随着平台型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从网络与生态层面分析企业的战略发展问题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

实际上，中国关于网络生态层面的战略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严建援（1999）通过对完全信息条件及不确定条件下的网络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最终提出了信息在网络化组织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意义，罗珉（2001）从种群生态理论的视角解释了企业的组织关系，这些研究可以视为中国战略管理的网络生态层次研究的初步探索。近年来，“云大物移智”等数字化技术不断升级，为企业转型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网络层、生态层战略逐渐成为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方向，网络型组织、平台生态圈建设、共生关系等也逐渐被企业家及战略学者所关注。

其一，一部分学者从网络“关系”切入研究，如供应商网络（李随成、高攀，2010）、联盟网络（彭伟、符正平，2015）、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杨锐、夏彬，2016）。罗珉（2001）从种群生态理论的视角解释了企业的组织关系，严建援（1999）关注了网络的经济性，并讨论了网络用户的零集中模式与区域集中模式，丁焕峰（2001）提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构成，陈立敏和谭力文（2002）提出了网络经济中经营方式、竞争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关系等。

其二，“平台”也是从网络生态层次讨论企业战略问题的重要课题，关于平台领导，罗珉和杜华勇（2018）认为平台领导作为平台的创建者及生态的协调者，其战略选择才是构成平台领导的充要条件，丁玲和吴金希（2017）讨论了核心企业与商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并提出了互利共生与捕食共生战略及其平台生态圈问题，赵振（2015）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模式在商业生态圈、制造生态圈及研发生态圈形成了三重报酬递增循环，对传统企业造成了“创造性破坏”。

其三，很多学者还围绕着“生态”系统展开了研究。例如，梁运文和谭力文（2005）对商业生态系统中价值结构和企业角色进行了分析，潘剑英和王重鸣（2012）对商业生态系统的模型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李强和揭筱纹（2012，2013）还对商业生态系统的战略创新模型、战略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夏清华和陈超（2015）也对商业生态系统的5C模型进行了评述，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逐渐深入与细致。近几年，还有学者探讨了品牌生态圈（许晖等，2017）、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欧阳桃花等，2015）、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龚丽敏、江诗松，2016）等，丰富了企业在网络生态层次的研究。另外，数字化转型也是网络生态层次对企业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永贵和邹鹏（2017）、谢治春等（2018）、严若森等（2018）、余江等（2018）等人都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讨。

三研究理论：“引用借鉴—吸收深化—批判创新”的进程

虽然现在国内战略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研究脉络来看，我们对理论学习和应用创新经历了由浅入深的长期渐进，呈现出“引用借鉴—吸收深化—批判创新”的研究进程。

（一）引用借鉴：从理论忽视到理论介绍

战略管理研究于中国起步开始时的重要特征是思辨或对策性强但缺乏理论基础，对文章的理论背景较为忽视。战略启蒙与战略探索阶段的战略研究在理论的应用上展现出“引用借鉴”的阶段特点，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第一，战略启蒙阶段的研究呈现出理论忽视的状态。如图5—4并未显示战略启蒙阶段（1978—1991年）存在引用图中理论的文章，是因为在战略启蒙时期很多理论尚处于引入阶段，如前文所述，这个时期在《管理世界》《外国经济与管理》这些期刊上出现了个别翻译和描述介绍国外理论及研究成果的论文，而除此之外的文献，大多止于对现象或问题的讨论，因此，从理论或文献基础上来看，该阶段只能是在战略管理理论的边缘探索。

图5—4 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引用数量和变化

注：本研究的文献库中，战略启蒙阶段（1978—1991年）未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应用的文章，故未显示这一阶段的理论引用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第二，到了战略探索阶段一些理论开始被引用到战略管理研究中来，尽管只是出现了一些对图5—4中理论的描述或介绍，但已经使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核心能力理论（Core Competence Theory），像芮明杰和余光胜（1997）、简兆权等（1999）、康荣平和柯银斌（1999）等学者都是核心能力理论的早期关注者，不仅阐述了核心能力的理论溯源，还对核心能力理论在战略管理中的一些问题的应用展开讨论（康荣平、柯银斌，1999；简兆权等，1999）。同时，相对于80年代思辨对策研究，更加进步的是，该阶段开始出现了“准理论”的综述性文章，有对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评述（武亚军，1999；项保华，1999），还有对具体的企业柔性战略（汪应洛等，1998；李垣、赵强，1999）、战略联盟（李迅雷，1991；李新春等，1998）、产品创新（胡树华，1999）等方面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主要处于理论引进和介绍阶段，尽管在理论创新方面很少涉及，但诸多学者对国外战略管理研究的引进介绍与借鉴应用，对国内战略管理研究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这些研究使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并且在迷茫与探索中奠定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基础。

（二）吸收深化：从解释应用到延伸拓展

在战略形成阶段（2000—2008年），国内战略管理研究成果中应用和讨论理论的比例大大提高，并展现出了从“解释应用”到“延伸拓展”的吸收深化的特征。这一阶段除了核心能力理论，学者还重点关注了资源基础、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交易成本等理论，并且对这些理论的吸收深化，经历了从对构念及内涵进行解释和应用到对理论进行延伸和拓展的过程。

核心能力的研究从静态的解释应用发展到动态的延伸和拓展，静态角度下，一些学者探讨了核心技术的意义（甘路明等，2003；郁培丽、樊治平，2003）、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周亚庆等，2004）；一些学者则从动态视角研究了核心能力的培育过程（过聚荣、周三多，2004）、形成演化（王毅，2002；谭力文等，2007）等问题。而其他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从解释概念、内容等方面的应用到理论延伸和拓展的过程。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在这一阶段被逐渐重视，项保华和罗青军（2002）、杜慕群（2003）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后来资源基础理论逐渐拓展到企业战略联盟（颜士梅、王重鸣，2002；林季红、何帆，2003；李玉剑、宣国良，2004）、战略人力资源（程德俊、赵曙明，2004）、战略选择（潘镇、鲁明泓，2003；陈传明、孙俊华，2008）等方面的研究中；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的研究从讨论动态能力的内涵与本质（黄江圳、谭力文，2002；孟晓斌等，2007）和动态能力的绩效影响（曹红军、赵剑波，2008）方面拓展到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如创业导向（焦豪等，2008）、经济结构（贺小刚等，2006）]的研究；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也频繁出现，从涵盖学习和能力（焦豪等，2008）的研究拓展到讨论战略联盟中的组织学习问题（罗文军等，2004；王宏起，2005；张明等，2008）；同时，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s Theory）也被开始用于解释战略联盟（黎群，2005；徐飞、徐立敏，2003）、战略采购的问题（徐金发、卢蓉，2006）。

除了上述理论，如图5—4所示，这一阶段还有一些理论如社会网络理论（吴剑峰、吕振艳，2007；谢文武，2008）、社会资本理论（温晓俊、陈传明，2008；巫景飞等，2008；周小虎，2006）、利益相关者（贾生华、陈宏辉，2002；王凌云、张龙，2003）、权变理论（张正堂，2005；李东等，2006）、资源依赖（吴剑峰、吕振艳，2007；张毅、刘志学，2008）等被应用到企业战略管理领域中来，尽管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且并未形成主流，不过其吸收深化过程也和前几个主流理论的过程相似。

（三）批判创新：从多元嵌入到综合创新

战略创造阶段是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在理解深化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创造的阶段。一方面，理论引用的种类数量及深度不断增加，呈现出了多元嵌入的特点，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不论是在西方理论深化还是在本土理论开发方面，在研究理论的选择上都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并最终呈现出综合创新的研究特点。

其一，多元嵌入不同的理论是该阶段的一个特点，该阶段涌现出了很多新理论。高阶理论是在战略创造阶段被引用且被用次数较多的理论，多集中于对CEO继任类型（刘新民等，2013）、高管团队特质（杨林、芮明杰，2010）、CEO自恋（吴建祖、龚敏，2018）等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研究中。当然，也有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郭立新、陈传明，2011）、TMT团队氛围（李卫宁等，2016）、高管团队异质性（李冬伟、吴菁，2017）等对企业或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制度理论也是在这一阶段新增的理论，多是基于制度理论讨论制度压力（刘洪深等，2013）、制度支持（林亚清、赵曙明，2014）、任务导向型战略领导行为（李召敏、赵曙明，2016）、先动型环境战略（迟楠等，2016）同企业或组织绩效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市场进入战略或模式的问题（任颋等，2015；贾镜渝、李文，2016；吴小节等，2018）。另外，一些学者对制度压力（涂智苹、宋铁波，2016）、制度逻辑（杨书燕等，2017）、制度复杂性（邓少军等，2018）的理论回顾与评述，推动了这一时期制度理论在战略领域的应用。

双元理论也是这一阶段被重视起来的理论，像讨论高管认知（邓少军、芮明杰，2013）、公司创业导向和双元能力（张玉利、李乾文，2009）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有以双元创新作为中介，讨论战略柔性（李桦、彭思喜，2011）、战略选择（马鸿佳等，2016）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以及对战略导向与双重网络嵌入关系（彭伟等，2017）、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创新悖论（胡京波等，2018）等问题的研究，都用到了双元理论。另外，代理理论也频繁出现于该阶段的研究中，多集中于研究战略剥离（吴剑峰，2009）、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宋渊洋、李元旭，2010）、董事会结构与战略选择（杨林、芮明杰，2010）、家族凝聚力与战略先动性（谢绚丽、赵胜利，2011）、新任CEO与战略变革动因（刘鑫、薛有志，2013）、公司内部治理与财务多元化战略（周建等，2017）、所有权类型集中度与董事会主导功能以及多元化战略（王垒等，2018）等内容。

其二，该阶段对理论的综合创新表现为学者立足本土，尝试对理论进行整合与开发。一方面这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整合与应用，如认知理论（朱镇、赵晶，2011；张文慧、王辉，2013；杨林、俞安平，2016）、知识基础理论（龚丽敏等，2012；马永远、江旭，2014）、组织复杂性理论（吕鸿江、刘洪，2009，2010，2011；吕鸿江等，2016）、变革型领导理论（卫海英、骆紫薇，2014；赵曙明、孙秀丽，2016）、结构权变理论（简兆权等，2017）。而另一方面学者对本土战略管理理论的开发和尝试成为该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例如陆亚东和孙金云（2013，2014）提出适合中国情境的战略管理理论复合基础观（Composition-Based View），肖建强等（2018）提出知行合一观等；另外，对管理学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与问题用中国古典哲学来解释也是该阶段的一个亮点，例如从东方文化视角提出的“合”理论（陆亚东等，2015）、“水”隐喻（Water Metaphor）在管理学中的应用（陆亚东、符正平，2016）以及水样组织（Water-Form Organization）（陈春花、刘祯，2017）等。

四研究方法：“描述侧重—实证主导—问题导向”的路径

理论和方法具有互动（Interplay）和互构（Mutual-Construction）的关系（Edmondson and Mcmanus，2007），针对不同理论，方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受具体研究问题的制约，构造不同类型的理论又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与之匹配（韵江，2011）。回顾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从分散的不规范的研究逐渐走向规范的研究，经历了“描述侧重—实证主导—问题导向”三个阶段。

（一）描述侧重：直面现象的解释

21世纪以前，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是相对薄弱的，如图5—5所示，在2001年以前有明确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很少，甚至当时像《外国经济与管理》这样的期刊多以介绍西方理论与研究成果为主，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多侧重于描述与介绍，总体来说，思辨式论文数量偏多，不过，这些思辨式论文仍然是以描述或介绍为主，“思”与“辨”的成分较少，更多的论文采用描述一个理论或描述一类现象，然后提出问题、解决对策的研究模式。也就是说，该阶段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对现象或问题进行思辨的描述或解释，缺乏严谨规范的定量或定性研究。

图5—5 中国战略管理的研究方法的阶段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研究文献统计制作。

除了思辨或理论介绍的文献，该阶段还出现了许多关于案例分析的论文，但大都属于描述性的案例研究，通过描述一个案例来说明某个理论的应用，如张玉利（1999）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战略适应与中小企业的成长，有的案例论文单纯是为了研究某一具体的案例，如武亚军和唐箭云（1999）、容和平等（1995）、张秀玉（1999）等。这些案例分析对当时的企业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受制于当时学术研究范式的不规范，总体来看当时的案例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还十分不成熟，甚至一些案例研究只能算是举例分析，并且解释性与探索性案例研究极为少见，缺乏理论的开发与创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战略管理研究中也零星出现了一些统计分析、模型验证等实证研究方法，但受制于国内研究方法方面的不成熟，在实证统计分析方法上，不仅验证性的量化分析非常少见，而且还缺乏二手数据的实证分析，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多采用问卷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围绕着企业家选题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分析，这应该算是当时客观严谨相对规范的实证研究了。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迈出了中国战略管理领域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的第一步，像田志龙等（1995）、许庆瑞等（1997）、石小玉（1988）、官建成和张华胜（1999）、张元萍（1988）等人，都可以视为中国战略管理领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先行者。

（二）实证主导：严谨规范的走向

进入战略形成阶段，实证研究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实证研究逐渐成为高质量研究论文的主流研究方法。

从量化研究上看，该阶段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由“粗放”走向规范和严谨，该阶段涌现出了一些开发量表的相关论文。例如，陈传明和张敏（2005）对企业文化的测度开发、贺小刚等（2006）对动态能力的测量与功效、陈传明和刘海建（2006）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测量开发以及焦豪等（2008）开发的企业动态能力测量量表等，推动了基于一手数据的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的增加。另外，采用二手数据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姚俊等，2004；屈耀辉等，2007；谭伟强等，2008）的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加，这样采用量化研究开始成为该阶段论文规范与严谨的标准，从关注描述性统计分析，发展到重视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检验方法的应用，并且在论文数量上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从质性研究上看，采用案例研究分析的论文逐渐重视观点与理论的归纳，探索性案例研究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不论是单案例分析（周长辉，2005；韵江、刘立，2006；王铁民、周捷，2005）还是多案例分析（许庆瑞、顾良丰，2004；杜丽虹、朱武祥，2003）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提升了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的案例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尤其是很多与案例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的举办召开，提高了案例研究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影响。同时，实验研究（徐细雄等，2008）、田野调查（刘周平等，2004；张建君、张志学，2005）、访谈法（贺小刚等，2006；潘镇、鲁明泓，2003）等研究方法尽管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是在这一阶段也逐渐被应用到战略管理领域中来。

该阶段的研究仍然是思辨式论文比较多，然而这些论文已经不再是对理论或现象的描述与介绍，而是逐渐侧重于阐述学者的一些观点（如周三多、周建，2002；蓝海林，2007），尽管如此，实证研究方法仍然在战略管理领域日益占据主流，并引领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实证风向，以往的那种侧重描述的论文在高质量期刊上已经难以发现，中国战略管理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与规范化。

（三）问题导向：混合研究的趋势

在战略创造阶段国内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应用已经十分娴熟，国内研究逐渐与国际水平接轨，开始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解释现象和验证理论，一些新方法也在该阶段得以应用，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应用标准逐渐转向“问题导向”。

第一，量化分析在战略管理领域内的应用已经十分成熟，并且采用统计分析的文章在数量上已经远多于采用其他研究方法的论文，像李东等（2010）、王辉等（2011）、冯米等（2012）、贺小刚等（2015）、孙健等（2016）、祝振铎等（2018）的研究都是基于统计分析方法展开的。就验证理论模型而言，当前的量化分析已经不再是拼凑变量就能完成论文的时代了，这使得目前的研究更重视理论创新与贡献。

第二，一些质性分析方法如案例研究（田志龙等，2014；尚航标等，2014；谢康等，2016）、行动研究（肖静华等，2013；施建军等，2012）、扎根理论（吴先明、苏志文，2014；苏敬勤、刘畅，2015；朱方伟等，2018）、话语分析（彭长桂、吕源，2016；李文博，2014）、文本分析（吴建祖、毕玉胜，2013；陈万思、赵曙明，2010）等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法逐渐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如人大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等一些讨论质性研究方法的会议的举办，使质性研究方法也逐渐走向规范与成熟。

第三，战略管理领域还出现了诸多方法，依据研究问题而选择合适的方法是近年来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内选择研究方法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定性比较分析在国内的传播，为战略管理研究探讨非对称的、复杂的因果关系（杜运周、贾良定，2017）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从方法上沿着“描述侧重—实证主导—问题导向”的路径，并沿着以问题为导向，以更加严谨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节 研究演进

第三节研究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