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管理学研究70年》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国技术创新管理无论是在实践发展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已证明，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第一驱动力。
一 技术创新管理实践发展总结
历经70年发展，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快速工业化、市场渐进化、全球信息化的制度变化与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创新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诸如深圳传音之类的普通民营科技企业，或是像华为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抑或是政府主导的发挥举国体制作用的中国高铁行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举措，逐步实现了追赶、跟跑，甚至部分领域的领跑。
（一）传音手机非洲称霸之路：从模仿到本地化创新
在非洲，卖得最火的手机是什么？既非三星又非苹果，而是深圳传音，一个普通的民营科技公司。据IDG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传音在非洲市场份额达48.71%，销量排名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之王”。这家曾经在深圳华强北创造山寨机奇迹的手机公司，从行业无名小卒到国际新兴手机市场的中坚力量，仅用了十年的时间。2006年，传音科技在中国香港成立，2007年，传音在深圳设立第一家工厂。成立初期，传音既做ODM，又做自主品牌。为了能在瞬息万变的手机市场竞争格局中掌握主动权，2008年传音决定舍弃ODM贴牌战略，正式启动自主品牌战略，全面进入非洲市场。
传音非洲成功的关键是本地化创新。第一，结合非洲人群特点，创造性地制定了针对非洲人物特征的算法，利用机器深度学习开发五官特征点定位，为非洲消费者开发出深度定制的美肤手机，助其提升手机自拍效果。第二，针对非洲运营商之间结算成本高、消费者又难以承担多部手机的刚需痛点，先后开发推出双卡、四卡手机，提升用户利用多通信运营商的便捷性。第三，针对非洲因基础设施薄弱而出现缺电的常态，开发大功率手机电池，解决了手机频繁充电的问题。传音非洲本地化创新的成功离不开自主创新的支撑。
目前，传音国内三大自主研发中心与非洲当地测试团队保持紧密合作，每年将最适合当地的先进技术和消费趋势融入手机设计，稳固传音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地位。
（二）中国高铁：技术追赶与超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千米，比1949年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万千米，占世界高铁总量65%以上，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从世界范围看，1964年始于日本的高速铁路，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列车技术系统。中国从200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高铁技术，并基于长期积累形成的完整的铁路技术体系、生产体系与高水平的铁路建筑技术，在政府组织的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下，中国高铁实现了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高铁列车运行控制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化，并建立了中国列车运行控制技术标准（CTCS），实现了列车运行控制核心技术和产品的100%国产化，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并且在高速铁路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目前，中国高铁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业创新体系，在高速动车组技术水平上，中国在产品序列上非常完整，基本上与法国、日本、德国三个高铁强国都有对应的产品。历经消化吸收、改进创新与原始创新三个阶段（见图9—11）（张艺等，2018），中国高铁取得技术追赶甚至超越，有学者把中国高铁追赶过程，理解为微观主体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持续开展高强度技术学习的过程。这样的激励结构，不仅促使创新主体开展高强度的技术学习，而且促成了高铁有别于中国多数产业的组织间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技术突破。作为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干中学”“用中学”和“试验中学”是中国高铁技术能力积累的核心机制，而在技术能力积累的过程中，消化吸收能力、正向设计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背后，也是高铁部门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贺俊等，2018）。
图9—11 中国高铁发展阶段
（三）华为：全球通信领域5G技术的引领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部国际专利报告显示，华为公司2018年全年共申请了5405件专利，已超过排名第二、第三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和，排名全球首位。在5G领域，根据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发布的全球5G核心必要专利数排名，华为以1970件的专利数，超出诺基亚33个百分点，位列第一；另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5G专利报告，全球为5G标准做出技术贡献最大的公司排名中，华为依然全球第一。
对于技术密集型加持资本密集型的通信设备行业而言，这些数据足以彰显华为5G技术已成为全球通信领域技术的引领者，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券商研报显示，华为在研发投入方面，2009—2013年，5G技术研究投资超6亿美金，2017—2018年，5G产品开发投资近14亿美金。技术方面，华为是唯一能提供商用5G CPE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厂商，技术成熟度比同行领先12—18个月。商业合作方面，全球5G商用合作伙伴超过50，截至2019年4月15日，已获得超过40份5G合同，出货7万多个5G基站。
近期以来，虽然美国从战略上在5G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遏制手段，在美国本土和传统盟国推动“去中国化”，但长期来看，技术和商业仍将是通信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凭借30多年持续的技术积累与发展，相信华为可以收获5G时代的红利。
自1987年公司成立以来，华为在技术创新战略上从早期代理香港公司产品的跟随战略，随后逐渐演变为自主开发产品战略，经过30多年持续的自主创新，已从2G时代、3G时代前期的跟随者，转变为4G时代与国外巨头并驾齐驱，以及现在5G技术全球的引领者。
二 技术创新管理理论研究评介
在近40年的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与发展中，国内学者紧跟国际理论研究前沿，结合中国情景特征，从经济学、管理学、政策研究等多角度出发，横跨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区域、宏观国家等多层次，对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章根据图9—10所呈现的国内技术创新领域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结果，结合相关文献原文的阅读，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产业演化与升级、技术创新政策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发展脉络进行概况梳理，如图9—12所示，中国技术创新管理研究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呈现“企业技术学习与能力演化—技术创新模式与跨越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国家创新政策”的知识脉络。
图9—12 技术创新研究总体框架与脉络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一）企业技术学习与能力演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傅家骥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从企业的设备技术管理、价值工程分析入手，从揭示企业微观技术进步机制中创新的重要作用开始，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其相应的竞争优势为主线，从技术学习与能力演化、技术创新模式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技术学习是一种后发企业积累和提高技术能力的过程或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学习，形成了以引进作为主导进入模式的产业技术学习过程，包括从技术引进到形成生产能力，最后进化到创新能力（谢伟，1999）。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学习源、学习内容、学习主体、学习层次和学习环境均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能力（陈劲等，2007），技术学习惯例在知识属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郭京京等，2017）。技术能力的积累需经历从外部技术源到内部学习的转换过程（赵晓庆、许庆瑞，2006）。随着创新环境的开放，发展中国家和后来企业拥有了通过技术学习集成全球优势因素的机会，提出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基于持续的创新能力发展的探索性学习和挖掘性学习的动态协同模式（朱朝晖，2009），发现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企业不同层次的技术学习行为对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陈劲、刘振，2011）。
在如何利用技术学习进行技术赶超或超越时，学者基于学习对象的能力观和范式转换的“跨越窗口”观，提出了跨越范式转换的以生产能力为中心的创新型式和以创新能力为中心的创新型式，以及追赶和学习过程的学习、忘却学习和创新的阶段划分（李靖华等，2002）；并基于二次创新和技术赶超理论的研究，揭示出技术非连续性和价值体系变迁对技术赶超的挑战，指出企业应根据技术自身演化特点和技术演进中的价值体系变迁对企业进行能力重构，才能保证赶超的成功（苗文斌等，2007）。由于双元性学习组合了探索与利用两种不同学习的优势，成为后发企业突破超越追赶困境的关键机制（彭新敏等，2017），进而基于对探索与利用两类组织学习的拓展分析，提出后发企业应根据在技术追赶不同阶段的学习与创新活动的互动关系，采用不同的技术追赶迂回模式（张钢、沈丞，2017）。
（二）技术创新模式与跨越式发展
技术创新模式是构成企业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关键路径。结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实际，国内学者围绕企业技术的引进或原创等展开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即“二次创新”。“二次创新”理论中将技术分为核心技术和辅助技术，两种技术在后发企业的创新过程中的演进过程不同，核心技术需经历从模仿引进、利用创新到探索创新的演化过程，而辅助技术往往先于核心技术进入探索阶段，后发企业核心技术的利用创新驱动了辅助技术探索，核心技术探索创新驱动了辅助技术利用，基于核心—辅助技术匹配角度，后发企业的二次创新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需配以不同的创新模式，才可能成功（吴晓波等，2011）。通过“二次创新”模式，部分企业通过对引进技术工艺的本地化创新、产品上的挖潜增效，提升了技术的新颖度，实现了创新能力质的跃升，增强了竞争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吴晓波、吴东，2018）。也有企业以引进技术为起点，历经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的动态演化，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超越（许庆瑞等，2013）。
（三）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升级
技术创新是产业演化与升级的根本动力。知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知识转移、溢出、扩散是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成为推动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新型主导模式，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交互行为呈现出产业导向的生态演化特征，知识吸收能力、最大知识存量等因素对知识存量增长及均衡态积极反馈作用，构建“互惠共生+偏利共生”的生态关系，有望促进知识交互向高效率均衡演化（龙跃等，2016）。知识权力的动态变化影响产业集群多重知识网络的演化，知识权力差距及知识交互行为是促使产业集群多重知识网络形成及演化的基础（梁娟等，2017）。产业集群知识网络中，探索性知识和利用性知识从知识供应源发出，经知识中介到知识用户，再形成反馈回到知识供应源，构成了二元式创新知识闭环系统，网络权力、决策模式、知识定价影响着产业集群收益及其分配（韩莹等，2017），等等。总之，产业链上企业间知识转移不仅可以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改变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而由此引起的知识集群以及相应的核心设计概念和架构关系的变化改变产业的格局和产业的演化路径，还可以通过改变产业链上能力分布，进而导致产业链解构或重构的机制，影响产业格局变化和演化（董广茂等，2010）。
（四）技术创新政策演变
国内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已有30年的历史，主要沿着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两种关系展开，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政策的一般理论、政策演变等方面。
技术创新政策一般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政策的概念、依据和目标、政策工具与措施、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在技术创新政策概念方面，主要基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各自作用展开，既有从侧重强调科学技术的基础地位或突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的研究，也有平衡二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的研究（罗伟等，1996）。在技术创新政策的依据方面，有学者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出发为技术创新政策提供依据，认为政府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干预范围和方式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依据（李晓春、黄鲁成，2010），也有学者基于国家创新系统或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来研究技术创新政策（连燕华，1999；张俊芳、雷家骕，2009）。在技术创新政策目标方面，已经从通过鼓励创新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李晓春、黄鲁成，2010）演变到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世界科技强国（柳卸林等，2017、2018）。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公共研究、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三个方面，分析了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及选择标准（胡明勇、周寄中，2001），在政策措施方面，学者从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五个方面对技术创新政策措施进行了细分（仲伟国等，2009），近年，还有学者从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颜建军等，2016）。关于技术创新效果的评估研究，既有政策效果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赵丽晓，2014），也有从区域（彭富国，2003；汪晓梦，2014；张炜等，2016）或产业（朱明皓等，2017；曲婉等，2017）视角切入，运用科学量化法分析对不同区域或不同产业的创新政策效果进行的实证研究，为未来政策的调整完善提供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呈现从“科技政策”单向推进向“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同转变、从“政府导向型”向“政府导向”和“市场调节”协同型转变、从单向政策向政策组合转变的发展趋势（刘凤朝、孙玉涛，2007）。进入21世纪后，鉴于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形势变化，中国技术创新政策要求从以目标导向为主转向以能力导向为主（聂鸣、杨大进，2003）。随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政策向科技与创新政策的范式转变，对创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理念、政策设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梁正，2017）。作为创新政策中的两种重要理念，创新激励和责任式创新及其平衡状态直接影响着创新政策质量。近年来，责任式创新理念日益受到重视，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已经提出（梅亮、陈劲，2015），但对“创新质量”“责任式创新”“科技伦理”“社会利益”的关注等仍显不足（黄鲁成等，2018）。另外，来自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挑战，正在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掣肘，创新政策理应通过系统转型来应对这些问题。为此，近年开始有学者从创新政策的三个框架及其演化过程，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转型及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议程（吕佳龄、张书军，2019）。
三 未来研究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创新举措，虽然已进入了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创新新阶段，但在大多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与关键核心技术上，中国企业尚未实现有效突破，仍处于跟跑阶段。未来结合中国国家情景、制度情景、社会文化情景的独特特征，探索中国本土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范式，将对学术界、产业界、科技政策制定、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曾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保障。
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企业科技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软肋”和“瓶颈”，经常被来自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卡脖子”。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再可能通过采用简单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单向开发模式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未来如何提升中国不同产业核心技术的识别、获取、转化和塑造等关键能力，将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由追赶者成功转向引领者的关键。
（二）产业链核心环节的突破与产业体系的构建研究
近3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华为、海尔、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高技术企业通过“二次创新”赢得后发优势，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追赶”到“超越”甚至“引领”（吴晓波，2018）。从全球通信领域5G全产业链来看，尽管中国在主设备和运营商网络规模上拥有优势，但在上游核心芯片和器件上因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尚未实现有效突破。另外，在决定产业综合竞争力与国家综合实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中国也尚未占据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在国际竞争更趋复杂与激烈的情形下，围绕制约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企业的关键问题，探索其产业演化中相关核心技术与核心材料的突破、产业体系的构建与演化等问题，对科技强国、“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三）创新政策演变方向研究
创新不仅要有速度，而且要有方向。21世纪越来越需要对重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挑战做出反应。这些重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健康和福祉等环境威胁，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困难。现有创新政策多以激励创新的积极后果为前提，强调科学、技术和创新对企业、产业、社会发展等的积极意义，对创新政策导向的方向性及其潜在的负向影响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得现有的创新政策框架还不足以解决环境和社会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注重社会技术系统的方向性，并采取更具参与性和包容性的措施。
创新不能等同于社会进步，未来创新政策需要导向智慧、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强调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责任，注重综合利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技术学的跨学科知识，引导创新活动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