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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展历程

书籍名:《新中国管理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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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演进简史


第一节对生产管理、运营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概念的界定,不免有些抽象乏味,甚至难以理解。如果对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的演进历史有所认知,那么枯燥的概念就会鲜活许多,也更加易于理解。另外,探究中国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70年的演进,总结评价发展经验,有必要从国际大视角予以审视。为此,本章回顾了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的国际演进。



(一)基于“泰勒制”的演进史


生产运营管理属于管理学科的一个经典领域(Buffa,1980;Skinner,1985;Chase and Prentis,1987;Bayraktar et al.,2007;Singhal et al.,2007;Skinner,2007;Wilson,2018)。生产运营管理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论述与管理思想(Chase and Prentis,1987)。在1890—1920年的“科学管理”时期,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Taylor)有关工人动作的研究,弗兰克和莉莲·吉尔布雷斯(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夫妇有关工业心理的研究,亨利·甘特(Henry L.Gantt)有关排程与工资支付计划的研究,对生产运营管理的理论建构起到奠基性作用,为此这一时期被视为生产运营管理的理论奠基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生产运营管理被称为企业管理(工厂管理),所辖领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Frankel et al.,2008;Mentzer et al.,2008)。后来,随着企业管理各个分支的剥离,生产运营管理逐渐缩小为生产管理,涵盖库存控制、生产计划、预测、排程、能力管理、采购、选址、布局、流程设计、质量管理等子系统(Mentzer et al.,2008)。另外,这一时期兴起的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差不多全面涵盖生产管理。为此生产运营管理、工业工程、企业管理(工厂管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Wilson,2018)。职能的剥离与学科边界的模糊,致使生产运营管理“被挖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运筹学转向民用,以“严谨科学”为特色的管理科学建立。生产运营管理不断吸纳运筹学与管理科学的新兴工具与方法,“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Chase and Prentis,1987;Wilson,2018)。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生产运营管理的论著与教科书不断出现,学科边界与范畴不断凝练,其学科地位才逐渐得到捍卫(Buffa,1980;Bayraktar et al.,2007;Singhal et al.,2007)。实际上,不同于运筹学对“优化技术”的专注,生产运营管理强调系统地审视生产组织,强调所谓的“管理”回归(Chase and Prentis,1987)。后来,生产运营管理跨越了“制造”的边界,逐渐向“服务”部门延展,生产运营管理从指代生产管理,逐渐演化为指代运营管理(Levitt,1972;Buffa,1980;Miller and Graham,1981;Chase and Prentis,1987;Heineke and Davis,2007)。

20世纪70年代是物料需求计划(MRP)大发展的时期(Miller and Sprague,1975;Orlicky,1975;Jacobs et al.,2007)。这一时期经济环境稳定,企业普遍实施大规模制造,追求低价格。除了有利于降低成本的经济订货量(EOQ)、再订货点(ROP)被广泛采用,处理复杂物料计划与排程的MRP也受到企业的重视,并被引入生产计划与控制(MPC)系统,为此MRP得以飞速发展。此外,MRP的大发展还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比如,IBM 7094、IBM 360s、IBM 370s计算机的上线,以及IBM COPICS(Communications Oriented Productio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软件系统的开发。在这一时期,生产运营实践领域出现众多MRP供应商,ERP(MRP后来演化为ERP)的巨头SAP,就是由5名工程师于1972年在德国发起成立的。



(二)基于“丰田制”的演进史


20世纪80年代是生产运营管理演变历程的一个“分水岭”(Chase and Prentis,1987)。基于东方思想的丰田模式以更低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引领风骚,以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石的泰勒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丰田模式的出现引发了生产运营管理的一次“大革命”(Bayraktar et al.,2007)。两种模式彼此纠缠与攻伐,美国的生产运营管理在坚守“泰勒制”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丰田制”的地位。旧理念的坚守与新理念的冲击,使管理创新层出不穷。比如,制造战略、服务运营、新产品开发、JIT、Kanban以及MRPⅡ等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两个重要管理萌芽: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与供应链管理。大规模定制是大规模制造与客户化定制的结合体,其概念最早始于斯坦利·戴维斯(Stanley M.Davis)在1987年的著作《完美未来》(Duray et al.,2000)。大规模制造强调通过标准化和流水线来降低生产成本,客户化定制强调通过多样化和个性化来匹配客户需求,二者有着天然矛盾。大规模定制以大规模制造的成本向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完美”解决了矛盾(Pine,1993;Duray et al.,2000;Bayraktar et al.,2007)。供应链管理最早源于咨询实务界,由凯斯·奥利弗(Keyes Oliver)和迈克尔·韦伯(Michael Weber)在1982年提出,用来指代集成采购、制造、销售和物流等职能的一种特定管理方式,后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经过学者们的凝练,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Houlihan,1985,1988;Stevens,1989;Ellram,1990;Ellram,1991)。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焦点是“降本”,那么90年代的焦点则转向了“提质”(Heizer and Render,2006;Bayraktar et al.,2007)。这意味着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同时追求高质量、快交付和高柔性,成为历史必然。大规模定制可谓生逢其时,由于符合时代的要求,大规模定制以特有的优势蓬勃发展(Ward et al.,1998;Gunasekaran and Ngai,2012)。实施大规模定制需要流程再造与集成,为此聚焦流程再造的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与聚焦流程集成的供应链管理登上历史舞台(Hammer and Champy,1993;刘丽文,2003;Bayraktar et al.,2007)。

新千年,互联网与电子商务改变了商业图景。在新的商业图景下,响应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变得日益重要,精益化(Lean)与敏捷化(Agile)成为时代的新要求。此时,凭借单一企业力量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既不经济又不现实。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凭借流程再造,依靠无缝对接的供应链,再造工程与供应链管理变得更加重要(Hammer and Champy,1993;Bayraktar et al.,2007)。与此相伴,管理创新日益涌现,比如,企业资源计划(ERP)、6σ管理、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商管理(SRM)、知识管理(KM)等。



(三)方兴未艾的“创史期”


21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动荡变化,全球化趋势浩浩荡荡。在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同时,“逆全球化”的潮流不断涌现。一种“管好自己,本国第一”的思想开始泛滥(范黎波、施屹舟,2017)。比如,“英国脱欧”和“美国优先”就是典型。在动荡分歧交织、利益格局重构的复杂情境下,各主要工业大国不约而同地转向新兴制造业。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

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工业大国纷纷出台新兴制造业的国家计划。比如,美国出台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计划(Rafael et al.,2014),德国通过2020高科技战略(High-Tech Strategy 2020)行动计划(Kagermann et al.,2013),法国出台工业化新法兰西(Nouvelle France Industrielle)计划(Conseil National de L'Industrie,2013),英国发布制造业的未来(Future of Manufacturing)计划(Foresight,2013),韩国出台制造业创新3.0(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3.0)计划(Kang et al.,2016),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计划(Li,2015),日本出台超智慧社会(Super Smart Society)计划(Cabinet Office,2015)。

新的时期要求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有新的理念、工具与方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新兴制造业的智能制造成为新的“引爆点”。但是必须清楚的是,智能制造的关键不在于设备的智慧化,而在于流程的智慧化,只有赋予企业内外部流程以智慧化属性,才能使孤立的智能设备具有灵魂,才能使智能制造的威力得以显现(Wu et al.,2016;邱伏生,2017)。这一时期要求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要发力流程智慧化,为此智慧供应链必将成为新的焦点(Wu et al.,2016)。但是,新的变化与新的发展仍在不断孕育,主导这些变化与发展的核心思想为何,尚未可知。



二 中国实践的演进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自主式”时期(1949—1978年)


1.自主摸索与学习苏联(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国的生产运营管理基本就是企业管理(工厂管理)。为此,这一时期生产运营管理的演进表现为自主摸索与学习苏联。自主摸索表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制度,包括责任制、生产机构改革、生产能力查定、国营企业经济计划的编制、统计工作制度以及按指示图表组织生产等(徐之河、徐建中,1992),还表现在“合理化建议”和“创新纪录运动”。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很多自主摸索的生产运营管理经验得以推广,比如李锡奎调车法、马恒昌小组管理、黄润萍仓库管理、郝建秀工作法、苏长友砌砖法、马六孩小组管理以及刘长福小组管理等(江崇梅,1979;齐昶,1979;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0;徐之河、徐建中,1992;Xu and Wang,1996)。自主摸索之后,生产运营管理步入学习苏联经验的历程(徐之河、徐建中,1992)。苏联的生产运营管理经验涉及推行作业计划,提高计划管理水平,加强统计工作以及做好新厂准备工作;强化设备管理,开展新产品试制工作;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与技术革新运动等。

2.自主创新的“鞍钢宪法”(1958—1965年)

这一时期生产运营管理的演进表现为自主创新,核心标志就是“鞍钢宪法”的产生与推广(徐之河、徐建中,1992)。1960年3月中央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做出批复,并将鞍钢所进行的管理改革实践命名为“鞍钢宪法”(张申,2018)。“鞍钢宪法”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鞍钢宪法”是指“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戴茂林,1999;胡国栋、韵江,2011)。广义的“鞍钢宪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治挂帅与群众性技术革命,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戴茂林,1999;胡国栋、韵江,2011)。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大庆经验”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标志。但是,“大庆经验”实际上是对“鞍钢宪法”的继承,其本质仍然是“鞍钢宪法”(王治中、李莉,1990;鲍光前、郭靖,1991;宋连生,2005)。国家经委原主任袁宝华明确指出,“大庆经验”可以概括为六条,每一条都与“鞍钢宪法”一脉相承(鲍光前、郭靖,1991)。

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演变情况(1966—1978年)

1966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科学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制度遭到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运营管理取得的成绩遭到破坏(徐之河、李令德,1996)。这一时期对生产运营管理有建设价值的工作,当属华罗庚倡导推广的“统筹法”(Overall Planning Method)和“优选法”(Optimum Seeking Methods),统筹法与CPM、PERT和项目管理类似,优选法与数学优化一脉相承(Xu and Wang,1996)。



(二)改革开放后的“追赶式”时期(1979—2012年)


1.博采众长,融合提炼(1979—1991年)

这一时期生产运营管理的演化表现为博采众长,融合提炼。首先是推行全面质量管理,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质量管理方法后,国家一直都把质量管理作为生产运营管理的中心环节,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徐之河、李令德,1996)。比如,国家经济委员会在1980年就曾颁发《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其次是“请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学习生产运营管理经验。在国家经委的领导和协调下,一方面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另一方面委派大量人员前往国外考察学习(徐之河、李令德,1996)。最后是出版和翻译大量著作推广生产运营管理理论。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以及《18种现代化管理方法》等。

伴随着生产运营管理的“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开始落地。国家经委就曾推出《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勾画出“融合提炼”的战略路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还汇总了22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运营管理方法,汇编于《企业管理新方法》(徐之河、李令德,1996)。“融合提炼”阶段的标志当属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的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蕴含生产运营管理的管理科学组,生产运营管理的研究得到国家制度化科研经费的支持(苏勇、刘国华,2008)。“863计划”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与生产运营管理深度交融,CIMS的研究与实施极大改善了生产运营实践。比如,“浙江绍兴涤纶厂在实施CIMS工程后,新增产值6000万元,税收1000万元,利润720万元,而流动资金下降了19.1%”(陈佳贵,2009)。

2.供应链管理阶段开启(1992—1999年)

在这一时期,生产运营管理升格,供应链管理阶段开启。首先是通过内部流程的改进与集成,生产管理升格为运营管理。核心标志当属“邯钢经验”的产生与推广。“邯钢经验”可以概括为“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内容精要是“市场—倒推—否决—全员”。市场是指企业内部核算价格实施市场定价,倒推是指变“成本+目标利润=价格”为“目标成本=市场价格-目标利润”,强调成本目标的重要性,否决是指成本指标一票否决,全员是指企业全员参加,无一例外(竹邻,1999;袁木,2003;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14)。“邯钢经验”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管理升格为运营管理。

其次是供应链管理阶段的开启。在科研领域,随着对CIMS研究的深入,从事CIMS研究的机构开始关注供应链管理,比如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此外,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第一个供应链管理项目“供应链协调决策理论与方法”,编号为79800015,成为供应链管理阶段开启的一个重要标志(刘作仪,2009)。在生产实践领域,典型标志当属推进加工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一时期,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仅以1992年为例来看,中国加工贸易的总额就占外贸总额的41.9%(朱立南,1994)。代工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无法回避供应链管理。

3.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演化(2000—2012年)

新千年中国经济腾飞发展,2010年GDP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模式”被广为关注(李光耀、雷默,2004)。如果说“中国模式”神奇难以捉摸的原因很多,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二元”演化当位列其中。从供应链管理领域来看,学术界可谓迅速引进,快速追赶,不论是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很快实现了国际接轨(陈冬、顾培亮,2003;刘丽文,2003;达庆利,2008;刘作仪,2009;Liu and McKinnon,2016)。但是,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Liu and McKinnon,2019)。

从企业的生产实践来看,不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企业仰仗加工贸易迅速成长升级的诀窍并非供应链管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下的治理、攀升与租金攫取,才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企业崛起的秘诀(张小济等,1999;邱庆芳,1999;王小勇,2000;山今,2001)。然而,全球价值链一直局限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与供应链管理领域似乎泾渭分明(文嫮、曾刚,2005;刘志彪、张杰,2007;卓越、张珉,2008;陶锋、李诗田,2008;秦升,2014)。令人奇怪的是,供应链领域始终热衷于“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鲜有涉足,全球价值链领域始终热衷于“宏观”层面,也很少关注供应链。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呈现令人费解的“二元”演化。



(三)国家战略的“创史期”(2013年至今)


到了这一时期,供应链已经不再限于“微观”,以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为标志,供应链已经进入国家战略的范畴(丁俊发,2017)。201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简称“84号文”),指出中国要成为全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国务院办公厅,2017)。为了落实“84号文”的要求,2018年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2018),2018年10月便公布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名单。这一时期恰逢全球范围内“第四次工业革命”触发,新兴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受到普遍关注。智能制造的关键不在于设备的智慧化,而在于流程的智慧化,为此智能制造正急切呼唤供应链的智慧化创新。面对国家战略定位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供应链管理应该何去何从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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