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孙冶方理论观点的错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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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冶方理论观点的批判,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认为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是“破坏计划经济”
孙冶方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窠臼, 认为价值和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价值规律重大作用的体现, 因此, 价值规律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 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
但批判者却坚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排斥机制和价值规律, 对孙冶方重视和强调价值规律的观点大加挞伐。“他的反动经济学, 是从寻找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性的东西’开始的……孙冶方挖空心思找出的所谓‘共同性的东西’, 就是价值和价值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 建立了他的以‘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4] 在批判者看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国民经济的运行主要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 价值规律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它的作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 更不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他们认为,“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同计划以总路线为依据, 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建设路线”。孙冶方要求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就是要把价值规律抬高到支配一切的地位, 让价值规律盲目地自发地起“调节者的作用”, 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泛滥起来, 使整个社会陷入竞争和无政府状态, 陷入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泥淖, 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化为乌有。既然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是如此的明显,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把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生产的依据, 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 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在理论上极力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 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这样,就把经济建设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轨道, 牵到‘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轨道”[5]。
二 批判孙冶方关于企业改革的思想是“把统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变成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
针对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 使得企业缺乏活力的弊端, 孙冶方提出了改革财经管理体制的设想。他建议通过合理划分国家的“大权”和企业的“小权”, 处理好国家集中领导与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他主张以资金价值量作为划分国家与企业权限的标准：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的“大权”, 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这样, 通过对国家和企业权限的合理划分, 就能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然而, 在批判者看来, 孙冶方划分“大权”和“小权”的改革建议, 是反对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要企业脱离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 宣布独立自治”。孙冶方要国家对企业“只抓一个利润指标”, 这就把企业隶属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关系,从根本上改变成为冷冰冰的金钱交易的资本主义关系,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整体, 就一下子被支离破碎地瓦解了。企业成为独立王国, 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泛滥成灾,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既然批判者认为孙冶方的改革建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那么什么样的政企关系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呢?“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只有一个主人, 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有这个国家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 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 决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决定企业的资产处理。国家对企业实行民主集中制, 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集中领导, 分级管理, 这是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需要,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每个企业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胸有全局, 高瞻远瞩, 识大体, 顾大局……‘做到统一认识, 统一政策, 统一计划,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6] 这种貌似符合正统观点的企业管理体制, 恰恰就是孙冶方认为需要改革的高度集权、政企不分的传统体制。
三 批判孙冶方关于利润的观点是“利润挂帅”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 一直将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这使得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讳言利润问题, 企业在经营管理的实践中也不敢多提利润。当时一度盛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由于不讲成本核算, 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孙冶方认为, 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 利润指标是整个计划指标体系中“最中心的一环, 抓紧了这一环就能带动一切环节”。他提出, 用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他经常把整个国民经济比喻为一头“牛”, 把利润指标比作“牛鼻子”, 认为只要牵住利润指标这个牛鼻子, 国民经济这头牛就会跟着跑了。他进一步提出,资金利润率是评价企业经济活动效果的综合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 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 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孙冶方的这些观点, 却被“左”派理论家扣上鼓吹“利润挂帅”的罪名而大加批判。
在批判者看来, 孙冶方对利润的重视和强调, 完全是用资本家的眼光看企业、办企业。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企业不应当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水平, 而应当致力于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无产阶级衡量企业的好坏, 首先是看政治, 即：看企业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看企业是不是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 培养和建设一支革命化的产业大军；看企业是不是胸怀全局, 立足本职, 全面地多快好省地完成党和国家的生产任务, 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我们办企业, 不靠‘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而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利别尔曼到孙冶方, 都鼓吹‘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实行‘利润挂帅’, 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用资产阶级政治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利润挂帅’的要害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7] 批判者的观点, 实际上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种只要政治路线、无视经营状况的错误观念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大滑坡。
四 攻击孙冶方对唯意志论与自然经济论的批判是“否定政治挂帅”
“文化大革命”前, 我国广为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及以此为依据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基本上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充斥着“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 对我国的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冶方反对在理论研究中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而是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的不良倾向。“脱离了经济来谈政治, 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规律, 用政治上的说明来代替经济学上的说明, 不仅是唯心论观点, 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懒汉思想。”[8] 对于那种将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个大工厂, 将所有企业看作只有技术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的一个个车间, 企业之间只有产品的调拨而没有等价交换的观点,孙冶方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认为其实质与原始社会中由酋长统一支配全部生产、分配和消费没有根本的不同。孙冶方站在方法论的高度, 以深邃的目光和深刻的分析, 批判了“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 主张肃清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 插上辩证唯物论的红旗。
孙冶方对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的批判, 从方法论的角度击中了传统理论和“左”倾思想的要害, 批判者难以反驳, 只好攻击孙冶方反对政治挂帅, 说他污蔑政治挂帅是“唯心论”“懒汉思想”,说他对自然经济观的批判是猖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批判者不仅不承认唯意志论的非科学性和危害性, 反而再度祭起“唯意志论”的法宝, 并进一步将它推向极致。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带动一切的中心环节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在经济建设上, 是政治统率经济, 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还是实行“利润挂帅”, 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从来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 用政治统率经济, 抓革命促生产, 这是一条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批判者还认为,只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鼓足旺盛的革命干劲, 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 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历史的教训证明, 这种极度夸大意志的作用, 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维给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巨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