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对孙冶方等人的经济学观点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无情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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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孙冶方被扣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堪回首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也导致经济学研究陷入一段时期的停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极度泛滥, 很多荒谬的理论观点盛行一时, 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则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无情批判, 不少经济研究机构被解散, 研究人员被迫下放接受劳动锻炼。中国的经济学发展陷入了低谷。
新中国在成立后不长的时间里, 迅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度出现迅速的发展。党的八大认为,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 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够, 对国情的认识和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出现了主观主义的偏差, 导致“左”的思想不断抬头, 八大的正确路线很快被放弃。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贯穿始终,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一直存在着, 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根据这个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单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 并且是不巩固的, 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 各种“左”的思潮大行其道并愈演愈烈, 许多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 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 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 反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因素”加以反对。极“左”思想将恪守教条主义视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当成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极“左”的思想和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前,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学研究的不良影响,并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展开了批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孙冶方不仅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 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要懂得经济学必须学点哲学》《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一系列文章和研究报告,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 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挑战,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和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孙冶方的理论观点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严重挑战,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的背景下, 他的观点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从1964年10月开始,“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 孙冶方被扣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 他本人也被撤职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孙冶方更是作为“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统帅”, 在全国范围受到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著名社论中, 点名指出,“在经济学界, 孙冶方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 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2] 此后, 对孙冶方的批判和迫害不断升级, 他于1968年4月被捕入狱, 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长达7年之久。[3] 在“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口号下, 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也遭到了批判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