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极“左”思潮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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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极“左”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点的歪曲
“文化大革命”期间, 极“左”思潮大行其道。陈伯达、林彪和“四人帮”利用他们所掌控的理论阵地和舆论工具, 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他们全盘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点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研究的成果, 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 抓住个别论述, 加以无限夸大, 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炮制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谬论, 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一 极力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生产力的不断变化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 它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也会产生反作用, 但从根本上讲,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 经典作家上述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理论家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提出：“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以革命化带动机械化, 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搞‘技术第一’、‘物质刺激’, 只要机械化, 不要革命化, 让资产阶级政治起支配作用? 这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9] 他们否认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 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张春桥曾经说过, 谁要是说过向共产主义过渡还得要物质基础, 谁就是“物质迷”。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屑, 认为科学技术“从来不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更不能因此就得出‘生产力就是科学’, 或者‘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荒谬结论”[10]。但他们对于“政治”和“路线”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则津津乐道, 大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 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 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 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11], 以及“生产上去了, 路线不对头, 要批评；只要路线对头, 即使生产上不去, 也要表扬”这类的奇谈怪论。他们极力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甚至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样的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荒谬观点。[12]
二 否认物质利益观, 歪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 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3]。这个表述告诉人们,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尽管参与讨论的学者对于斯大林论述的内容是否确切、表述是否完整准确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但大家对于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观点没有大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国内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被迫中断, 极“左”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行了大肆歪曲。在他们看来, 物质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消极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如此起劲地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就是为了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之类的‘仙山琼阁’蒙蔽群众, 使人们忘记阶级斗争, 忘记革命, 忘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根本目的”。[14] 他们鼓吹人民群众实行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只栽树不乘凉, 这是共产主义者崇高的思想境界”[15]；将精神鼓励夸大为最主要的激励机制, 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带动一切的中心环节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只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才能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工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不靠利润挂帅, 不靠物质刺激。我们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靠以阶级斗争为纲, 靠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16] 按照这些“左”的理论观点演绎出的结论则是“富则修”, 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既然追求物质利益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什么?答案是：革命。那么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极“左”理论家对此给出过明确的回答。“左”的理论不仅曲解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也歪曲了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既然追求物质利益不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呢?“左”的理论认为, 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 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深入开展政治、思想、经济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不断的发展。否则, 如果不抓革命, 只埋头搞生产、搞技术, 不仅生产上不去, 而且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所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生产发展的动力。”[17]
三 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 一直存在着较多的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形成过一次讨论的高潮, 在60年代初期也有一些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脱胎而来, 因而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 也没有货币。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取得突破, 因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问题, 取消商品生产并不现实。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 社会主义经济中依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并将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并存, 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系只能通过商品的联系和买卖的交换来实现。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这两种基本生产成分, 就不能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进一步认为,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商品生产, 因而价值规律也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但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不能起到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才是决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斯大林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后, 国内学术界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商品生产的范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异同、对商品货币关系是利用还是限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尽管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 但学术界普遍认为,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因而必须承认和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极“左”理论围绕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做文章。他们有意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既然同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他们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区别。”[18] 因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 商品制度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 不仅政治思想方面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条件, 而且在经济方面仍然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主要是指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19] 既然如此, 就应当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 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商品制度,是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 限制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20]“如果不加限制,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21]
在对待价值规律的问题上, 极“左”理论一直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异己的力量”。“所谓价值规律, 按它的本质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运动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摆脱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的。”[22] 在极“左”理论看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值规律虽然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自发性也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但它毕竟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 因而充分地反映了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只要价值规律还存在, 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消极作用, 带来危害, 不仅会导致两极分化, 还“会使一些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片面追求产值、利润, 破坏国民经济计划, 改变公有制的性质；会使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泛滥起来。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利用商品制度和价值规律, 破坏社会主义计划……使商品制度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23] 因此, 就必须对价值规律加以限制。
四 否定按劳分配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看来,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的客观规律。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程度, 因而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 还不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实现按需分配, 而只能按社会成员劳动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
但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极“左”理论大肆诋毁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因素”, 极力鼓吹平均主义。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一些方面还带有旧制度的痕迹, 在按劳分配中主要体现为还通行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这种交换尽管在形式上是平等的, 但由于它默认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因而会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极“左”理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加以歪曲, 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 在这个范围内已经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 但是在分配、交换方面, 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一个温床。对于它,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24]极“左”理论一方面大谈按劳分配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后果, 另一方面极力宣扬平均主义。他们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视为“物质刺激”“金钱万能”, 认为“‘物质刺激’所调动的积极性, 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为利的积极性, 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性, 调动了这种积极性, 势必腐蚀劳动人民的思想灵魂, 滋长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导致资本主义复辟”。[25] 因此, 他们反对实行将劳动与报酬联系得更紧密、更直接的计件工资制, 认为它所体现的资本主义法权更为突出, 容易滋长斤斤计较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对自“大跃进”以来, 绝大多数企业将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 将名目繁多的奖金改为综合奖, 最后又改为附加工资的做法大加赞赏, 认为这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 职工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 对分配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的体现”。[26] 殊不知, 正是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措施, 导致当时的企业普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