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极“左”理论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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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 以臆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为出发点和黑线, 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为媒介, 歪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 以论证‘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基本任务”[33], 构筑了一个为极“左”路线张目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 无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或者是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方面,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也包含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个“二重性”看起来是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分析方法, 而实际上它完全是一个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主观臆造。这本书在这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的基础上, 又引进一个“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 作为“二重性”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的集中体现。尽管在这本书中从来没有详细地界定过“资产阶级法权”的内涵, 但这并不妨碍编写者让“资产阶级法权”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幽灵, 飘荡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许多范畴之中。正如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 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34]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因而每当这本书试图论证某一个经济过程或经济形式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时, 在这个领域总能找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子。按照这本书的逻辑,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中, 也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因此,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也将随之再生产出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 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 这本书就从一个虚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出发, 以资产阶级法权为论述的中心和偷换概念的媒介, 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歪曲, 阐述了所谓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从而完成了对这本书自己设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任务的分析。
由于这本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之上, 在分析过程中以诡辩论冒充辩证法, 因而诸多结论荒谬可笑, 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歪曲。比如, 无视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这个事实, 提出一个所谓“领导权决定所有权”的观点, 认为所有制向来不能只看它的形式, 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这个理论, 只需要宣布一下某个企业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资产阶级当权派手中, 这个企业的所有权性质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再如, 这本书认为, 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 仍然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这两个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其深层含义就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大相径庭；最为荒谬的是, 这本书将那个臆造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纳入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也就是说, 随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 不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在壮大,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在随之壮大, 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制度自身都难保, 何以能战胜资本主义? 这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