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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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院校停课、经济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下放劳动锻炼、经济学刊物停刊,经济学“万马齐喑”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使中国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 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踢开党委闹革命”, 学校也纷纷停课“闹革命”。许多大专院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经济学教育更是难以为继。中国人民大学是由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陕北公学发展而来的, 具有光辉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文化大革命”前, 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系是国内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基地, 曾经培养了一大批接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干部和教学科研人员。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说成是完全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教学内容是“大、洋、古”和“封、资、修”的大杂烩, 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经济系的不少教师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精神贵族”“三反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大帽子, 遭到严厉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教师不得不离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岗位, 经济系的很多教师烧掉了十几年写的讲义和科学研究手稿, 经济系十多个资料员17年辛勤劳动所收集、整理、调查和编印的大量资料, 也都被当作废纸毁掉了。[27] 1970年10月,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 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在国内经济学界影响较大, 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所学校也成了重灾区。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被迫停止, 教师、干部和学生每天的任务就是学习和讨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并责成有问题的人写检查和交代材料, 还不断地举行各类批判会。天津市革委会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南开大学后, 更是极力推行极“左”路线。他们以推动教育革命为由, 以“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 对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随意批判、侮辱, 大搞逼供和迫害。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前后, 全校受到非法立案审查的共有538人, 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32%。全校93%的教授、副教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 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被立案审查的教师也达到了50多人。[28]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不仅经济院校受到了严重冲击, 大量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和经济学期刊也被关停, 科研人员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经济研究》就被迫停刊。1969年年底, 包括经济研究所在内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全体工作人员, 不分男女老幼, 整体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其中, 经济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是第一批下放单位。在条件艰苦的干校, 学者不得不整天从事体力劳动, 搞政治运动, 根本无法从事正常的理论研究。直到林彪折戟沉沙后, 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 整个学部才于1972年7月返回北京。[29] 经济研究机构被解散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在发生。陕西省经济研究所被撤销, 省内几乎所有的财经学校都被解散, 大专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师不少人被迫改行, 或者下放到基层单位劳动。[30] 不光理论经济研究机构受到影响, 甚至连一些应用性较强的部门经济研究机构也未能幸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于1970年被解散, 随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经济研究机构也都一一被撤销。原农业经济研究所的100多名科研人员全部被迫转业, 其中有的当了中学教员、有的搞了行政工作、有的甚至当了食堂管理员卖饭票。[3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研究机构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 科研人员下放或改行,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陷入停滞, 经济学“万马齐喑”。
“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无法开展正常的经济学研究, 因而也几乎没有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著作面世。当时倒是有不少所谓的理论著作出版发行。这些书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性出版物, 大多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 比如《帝国主义一定灭亡》《经济危机讲话》等；另一类是介绍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如《船台上的政治经济学》《码头上的政治经济学》《学点政治经济学》等。[32]这一类的书所宣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已经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基础上拼凑出的极“左”思想的大杂烩。这些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道而驰的所谓理论读物的面世和流行,表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不仅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