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识逐步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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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变革开始时, 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是不一致的。由于当时以极“左”路线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才刚刚开始, 一些人尚未从那些“左”的理论、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因此, 对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如有的人认为, 家庭承包制既没有坚持公有制, 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 生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实际上已成为“空壳”,“名存实亡”,“队为基础”的公有制已被瓦解动摇, 因此, 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 是保留着集体经济外貌的小农经济的特殊形式。这种观点在家庭承包制最初实行时, 一度颇为流行, 后来虽然有所减少, 但并未绝迹,私下持这种观点的仍大有人在, 其中也包括一些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农民把分配承包地称为“第二次土改”, 是“土地回家”；有的农村干部则称之为“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是这种观点的写照。[54] 还有一些人认为, 家庭承包制好是好, 但是它“成分可疑”“方向不正”, 不一定长得了, 恐怕有朝一日还得变回去, 还会来一个“第二次合作化”。[55]
社会上对家庭承包制性质的疑虑, 在经济理论界也有所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期, 在全国一些主要报刊上就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农村家庭承包制的论述文章, 其要点大都着重在家庭承包制是否改变了集体经济性质的问题上, 多数文章是把家庭承包制看作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框架内“劳动组织形式的改变”, 或者是“经营管理形式的改变”, 甚或仅仅是“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改变”, 等等, 从而作为其对家庭承包制“并未改变集体经济性质”这一论断的依据。[56]应该指出的是, 当时有个别文章分析了实行家庭承包制“把生产的实际经营管理权、产品分配权, 以及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都下放给农户”, 并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问题, 但文章作者恰恰认为这些表明家庭承包制“已不是完整的集体经济性质”了, 而“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形式”, 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和方向”。[57] 有些理论工作者对于家庭承包制是否会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种种疑虑, 如有人认为家庭承包制增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心理, 将承包地视为私有, 再加上土地分割零碎, 既妨碍农业的机械化, 也妨碍土地集中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家庭承包制也使集体经济的多年积累被分光, 集体经济被削弱, 农业现代化所需资金的筹措将极为困难。旧的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后, 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 这种极度分散的农户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 更难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把自己提高到适应现代化的高度。因此, 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 家庭承包制主要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化失败的产物, 它既是对以往合作化错误的纠正, 又是为保持合作化方向与成果而实施的挽救。家庭承包制产生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便决定了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而且由于它更适宜于中国现在还处在传统阶段的农业而不适宜于现代农业, 所以随着中国农业越来越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它的历史使命也就会宣告完成。[58]
1982年年初, 由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曾针对干部和群众中关于家庭承包制的性质和前途的疑虑, 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家庭承包制形式, 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形式。[59] 接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也进一步肯定了农村改革中农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 指出：“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 更不能走回头路。”[60] 1983年年初, 中共中央又转发了作为草案试行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对家庭承包制普遍实行后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了政策规定。[61] 所有这些, 对于当时消除干部和群众中对于家庭承包制的疑虑, 推动家庭承包制的健康发展和巩固, 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经过两三年的实践, 家庭承包制日益发展巩固完善, 其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出来, 农业生产蓬勃发展, 农民收入大大增加, 农村的面貌也大为改观。面对这一现实, 人们对家庭承包制的疑虑也基本销声匿迹了。但是, 如何从理论高度上, 深刻解剖家庭承包制在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作用和前途；又如何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宏观角度, 审视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是当时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