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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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 经历了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过程。这一文件从1984年6月开始起草,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 因此, 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正在这个时候, 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 受命组织院内的几位专家（周叔莲、张卓元、刘增录以及吴敬琏) 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 为商品经济论翻案。该文提出, 在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时, 不要“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商品经济的对立物不是计划经济, 而是自然经济”, 不能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文章重新肯定此前被否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马洪院长把这篇文章送给了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征求意见, 结果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 还得到了王震等同志的称赞。如王震信中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 应该有创造性。9月8日, 赵紫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 题目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 信中写道：
“反复考虑, 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一)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 不是市场经济。
“（二) 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 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 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 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 现代化手段不发达, 交通不便, 信息不灵, 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 不仅不可能, 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的计划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 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 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 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 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 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计划第一, 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 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 而不要把它们割裂或对立起来。”[96]
对于上述意见, 9月11日, 邓小平批示：“我赞成。”12日, 陈云也批示同意, 同时指出, 信中所提的三个问题, 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 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个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好了, 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体改委也组织了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 讨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会上, 有人提出, 应当明确写入“商品经济”。座谈会的结果被写成简报报给中央。赵紫阳把简报批转给起草小组经济部分的负责人高尚全：请你酌处, 马洪同志也有相同的意见。此后, 文件最后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意味着,“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已取代党的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