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1984年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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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思想认识上又一次重大飞跃, 初步书写了新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思想理论交锋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对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讨论做了科学总结, 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一命题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的认识是在1984年10月以后确立的。而在我国经济学界, 则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 一直有人写文章提出和论证了上述论断, 例如, 有的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 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兼有计划性和市场性, 有的文章提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有的文章还直接地把社会主义经济规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91] 与此同时, 在经济部门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系统部门, 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比如, 1980年9月,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撰写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就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记会议上做说明时说：“现在我们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挑战。”[92] 但是这一认识当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 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观点仍占主流。1981年4月, 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印发的一份材料上, 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 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为赞成计划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三类为赞成商品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四类则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被列为第四类。[93] 1981年11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 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
尽管如此, 当时仍有一些经济学家撰文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认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 随着价格的合理化, 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等。[94] 但是, 这类观点遭到参加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袁木等同志的反对。他们写信给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说：“在我国, 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 那就会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 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 主要是价值规律, 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 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认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 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95] 1982年8月,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自那以后, 计划经济论成了报刊主流认识, 商品经济论成为受批判的观点, 以致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论坛上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但是, 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冲垮了上述人为地制造的理论框框。1983年以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更充分的理论论证, 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 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注意。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做了总结, 以党的决议的形式, 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