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莫干山会议的效应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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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史的角度研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由中青年经济学者主办的会议, 有可能被载入史册的, 两次比较突出：一是1984年9月的这次莫干山会议；二是1989年3月底到4月初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简称“京丰会”)。而莫干山会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其效应和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从会前以文选人、天下招贤；会上自由讨论、执着创新；到会后献计献策、变革求进, 受世人之瞩目, 跨世纪而弥新。关于本次会议的历史价值, 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进一步研究和评估。仅就当时的效应和影响来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直接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 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 杜厦、蔡重直、田源、蒋跃、刘瑜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或提纲写作)。经过几天紧张的分析和整理, 于1984年9月15日完成八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后有两个附件)、《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关于中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134]
八份专题报告完成后, 遂派代表在杭州向张劲夫做了汇报（此时劲夫同志正在杭州搞调查研究, 专门召开了中青年座谈会)。张劲夫听后, 问了一些情况, 并与与会者进行了座谈, 会后于9月20日做了批示, 继之, 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也做了批示。
除领导批示外, 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 比如“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以及“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构想等, 也被吸收到此后不久（1984年10月) 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可以说, 莫干山会议从一个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当然, 在看到“价格放调结合”改革思路积极效应的同时, 也应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双轨运作”带来的负面效应, 特别是从双轨价格中套利所产生的寻租行为, 导致社会腐败问题的孳生, 从而带来新的社会矛盾, 对此要有客观的评价。
二 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莫干山会议除了为中央献计献策, 还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入探讨。
就在会后不久, 即9月25日、9月28日、9月29日、10月4日、10月11日,《经济日报》接连开辟5个专版, 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为通栏标题, 刊登会议18篇理论成果。9月25日, 选登了2篇, 分别是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和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9月28日, 选登了4 篇, 分别是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 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 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 陆丁、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9月29日, 选登了3篇, 分别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 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 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10月4日选登了3 篇, 分别是张宝通的《联产承包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 张太平的《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 王长远的《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10月11日选登了6篇, 分别是郝一生、杜厦的《搞好沿海城市的产业配置》, 夏禹龙等的《借鉴特区形式, 开发新兴工业》, 朱嘉明、何伟文的《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 金岩石的《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 沈水根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 李弘、蔡重直的《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其他报刊也有论作发表。
上述刊发的会议成果, 涉及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发表之后引发了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如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开始注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中西结合, 洋为中用。不少青年经济学者积极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 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高潮, 并对90年代乃至21世纪前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三 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
从历史长河来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 青年一代的崛起是必然的, 莫干山会议则对当时青年一代的崛起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
首先, 把一批中青年学者推上历史舞台。此次会议涌现出一批人才。中央领导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 也开始重视这批中青年学者。会后, 一批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国家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吸纳莫干山会议人员参加。这些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后, 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除中央外, 地方政府也注重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和有关省份纷纷成立（中) 青年经济学会。[135]
其次, 直接催生《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根据莫干山会上商量的意向, 会后不久, 由中青年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创刊。它的横空出世, 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以京、津、沪为核心, 聚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活动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136]《中青年经济论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
最后, 促进新人才进一步涌现。莫干山会议唤起了更多中青年学者的热情。半年后, 即1985年4月, 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以文选人”, 从2615 篇论文中,选出125 位作者。马飚、卢中原、马建堂、郭树清、冯仑、刘伟、朱民、洪银兴等就是在这次会上脱颖而出的。
四 形成一股新的会风并影响后世
莫干山会议的会风和文风是比较独特的, 这群年轻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携带一股清新的空气, 向长期以来国内盛行的沉闷、僵化的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提出挑战。其中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以文选人”。这是会风最闪光之处。选文章的过程中, 几个“不讲”, 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产生不小吸引力。“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125位代表, 就是继承莫干山会议“以文选人”的原则筛选出来并在《经济日报》上昭示天下的。
二是自由讨论。莫干山会议除“以文选人”以外, 还特别鼓励学术争鸣, 注重维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王岐山说, 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 身不由己更可怕”。会议倡导批评, 追求真理, 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挂牌辩论”的方式。这一方式延续下来, 1989年3月底到4月初“京丰会”期间, 就采取了“挂牌辩论”的方式。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 在阐述莫干山会议历史作用的同时, 也应该进行冷静的思考。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路程还很漫长, 还很艰难, 有待于全体经济学人, 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矢志不渝的探索和努力。
（执笔人：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