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理论创新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可圈可点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二节 改革理论创新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可圈可点,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八家制定的中期（1988—1995年) 改革规划纲要, 有许多改革理论创新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即使现在读起来可圈可点之处仍然很多。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学家具有较深的经济学造诣和良好的改革谋略。
第一, 准确把握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如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在归纳八家方案时指出的, 各家方案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期改革的目标, 应该是通过新、旧体制的转换,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导地位。这种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调控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经济运行的市场化, 企业形态的公司化, 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现在看来, 这“三化”的概括是颇有新意的, 即使是在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看来, 这“三化”也是对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比较接近准确的概括。
第二, 明确提出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一开头就提出：“九年多的实践反复证明, 生产力的基础在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也在企业。能否真正搞活企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者, 关系到改革的全局和命运。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两步‘利改税’到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现在,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改革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从改善企业经营机制走向全面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与此相类似, 北京大学课题组提出：“从总体上说, 八年（1988—1995年) 内, 企业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 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理顺财产关系的结果是企业形态的公司化。”我们知道, 中央文件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而在这之前五年多, 在制定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时, 就有方案明确主张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可见其超前性。
第三, 明确提出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吴敬琏课题组的报告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在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重复原始市场经济早期的混乱, 也不允许我们采取试试碰碰的办法做长久的摸索。我们的改革战略和方法的制定和选择, 必须站在现代化的高度, 切合中国的国情, 依据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经验, 用不太长时间, 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建立起一个有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秩序。”把当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共识, 解释为就是要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是改革理论和战略的一大进展, 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吴敬琏课题组成员在讨论中, 明确提出“市场—价格改革中心”论。他们认为, 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价格改革。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如不及时地放开价格, 形成市场, 整个经济活动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放开价格从而建立起竞争性市场体系, 是让新体制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因此, 市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中期改革规划必须以价格改革、建立市场为基本线索。现在看来, 中国改革的实际比较像是按他们课题组的思路走的（除时间拉长很多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 中国价格改革一直走在整个经济改革的前列, 从而促进了在20世纪末以前实现了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转轨。放开价格, 形成市场, 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 并开始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则困难重重, 1998—2000年还在致力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只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 国有企业改革才逐步加快了进程,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制逐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四, 提出政府干什么应当由市场干不了什么来决定。几家方案都提出宏观经济调控间接化。为此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要彻底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管理体制, 使政府的一切经济职能, 都是围绕市场而展开, 并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就是说, 政府干什么, 是由市场干不了什么所决定的, 政府怎么干, 则是以市场为中介来完成的。具体来说, 就是国家从运用行政手段和实物指标对企业进行直接计划控制, 转变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对企业行为进行间接引导；国家计划的主要任务由分钱分物,进行实物管理转变为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财政、货币、收入政策, 以保持积累、消费的适当比例和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 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现在看来, 上述意见, 总的说是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五, 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的思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贡献的, 也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经济学家包括刘国光、张卓元、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等的观点, 后被经济学界列为“稳健改革派”代表。稳中求进, 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 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确立“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 就要进一步重视通货膨胀问题。稳定经济的核心是稳定物价, 稳定物价的方针绝不能放弃。稳定经济, 在经济过热时必须紧缩货币发行, 控制通货膨胀。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稳定经济的增长速度, 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量, 消除超常规的周期波动。因此, 前三年, 由于要在调整和校正宏观政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消除或稀释前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 改革采取“稳中求进, 以稳为主”的阶段性策略；后五年, 阶段性策略的重点可以由“稳”转“进”, 改革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稳中求进”的思路是可取的, 并逐步被采纳为党和政府指导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方针。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