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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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外考察热潮
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酝酿时期, 决策层意识到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自己的发展,“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177]。由此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逐步展开了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 而考察的对象“既包括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178]。学习考察的内容也逐渐从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这样相对表层的因素而逐渐深入到对经济体制层面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从决策层、各管理部门到企业界乃至理论界都展开了对外考察学习的热潮。根据萧冬连的总结,其中重要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考察团包括1979年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袁宝华为团长, 邓力群、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于光远、刘国光、黄海、陈国焱等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1980年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许涤新为团长的11 人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等等。[179]
从20世纪50年代起, 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相继对苏联模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 甚至苏联也对其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改革。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较为有代表性的有50年代的南斯拉夫铁托、波兰哥穆尔卡等改革, 60年代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等也提出了改革方案, 甚至苏联也出现“利别尔曼建议”和短暂的“柯西金改革”。苏联东欧也形成了一些较为有影响的改革模式理论, 如波兰布鲁斯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捷克斯洛伐克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匈牙利科尔奈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南斯拉夫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模式”等, 这些改革模式具有的共性特点是放松计划对经济与企业的控制, 引入市场机制。[180]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经济体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天然的相似性, 中国经济改革学习的目光投向苏联东欧顺理成章。1979年6月27日, 姚依林在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详细了解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改革情况和经验教训。[181] 如吴敬琏所指出：“同一类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也存在各自的特点, 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改革探索, 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派出大量考察团对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 一时间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在大谈和介绍‘东欧模式’”[182]。
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对苏联东欧改革的考察研究, 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等, 范围较广泛, 但关注的重点较为集中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上。这三个国家被认为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市场派”“计划派”和“中间派”的三种改革基本取向。[183] 1980年薄一波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 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目前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 就是中央集权制；一种是南斯拉夫模式, 就是地方分权、企业自主型；一种是匈牙利模式, 介乎前两者之间, 是1956年以后从苏联模式演变的”, 他特别指出“就是苏联也早已不是50年代初那个样子了”, 因此“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体制, 可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184] 这大致代表了当时决策层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基本认识和加强对苏联东欧改革考察的决心。
二 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改革的考察
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 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和学习于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一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参照模式。如雷颐所指出的,“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却不容低估”, 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 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解魅”, 这甚至“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185]
1977年8月铁托访华, 中南两国关系升温。1978年3月, 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 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考察团报告中指出“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 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186] 这样的意见让中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上迈进了一大步。出于改革探索起步阶段的谨慎, 这一时期中国对于东欧的出访和考察较为着重的是一种扩展视野和比较分析。以当时视角来看,南斯拉夫的改革属于较为激进型的, 而罗马尼亚的改革模式则较为保守。因而此阶段的考察较多地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联合对比考察。
1978年11月至1979年1月, 宦乡、孙冶方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访问。考察团与两国各级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经济学家、科研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通过调査研究, 考察团对两国在解决以农业为基础问题上的努力、不断完善企业管理体制、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重视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养四个方面的工作表示赞同, 但对两国在经济发展中高积累、高消费、高速度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经过考察比较, 中国考察团总结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两国在探求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有明显的区别, 南斯拉夫比较倾向于强调自治, 而罗马尼亚比较重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在考察之中, 注意到“在南经济学界,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长期来是一个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187]。结合对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察和思考, 考察团敏锐地意识到类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 又如何理解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改革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考察报告指出,“这就是意味着在计划控制下的商品交换, 也意味着为消费而生产, 生产者要为消费者服务的观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销（市场)定产, 而不是以产定销”[188]。这显然已经表达了某种初步的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当然, 由于“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是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提的, 认为‘市场’就是意味着无计划和自发势力, 一谈到‘市场’就联想到‘自由’市场”, 因此考察报告并未明确表达出市场地位或者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而是相对含混地指出“只要我们把供、产、销的问题合理解决了, 这个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189]。
从理论层面来看, 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于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的借鉴。考察报告特别指出“南经济研究工作开展得是相当生动活泼的。我们在访问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学家, 都是自由地各抒己见, 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 他们发表自己的著作, 维护自己的观点。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 是因为南领导人认为这些不同意见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复杂性, 是有好处的, 是允许的,因此对这种争论不是横加干预, 而是鼓励”[190]。考察报告的意见显然也与改革决策层的思想解放思路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 经济理论界能够成为一支重要改革驱动力, 与这种强调容纳不同意见, 鼓励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倾向是分不开的。
三 对匈牙利改革的考察
匈牙利的改革, 由于其在“计划”与“市场”方面的相对折中和综合取向而更受中国理论界青睐。南斯拉夫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率先成为中国考察研究的对象, 但其市场化倾向较为强烈,并且放弃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 实行自治制度, 这对于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是难以接受和效仿的。而罗马尼亚的改革则较为保守, 显得改革力度不够。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相比较, 匈牙利将计划和市场结合得比较好, 改革较为稳妥而且深入, 因此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的对象。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召开的经济问题调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 体制改革小组负责人房维中指出要特别对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系统的调査研究后才能提出全面体制改革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理论界启动了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
1979年年末, 于光远、刘国光、苏绍智、黄海、陈国焱等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 与匈牙利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进行了会谈。回国后, 于光远等在不同场合详细地介绍了匈牙利的改革情况及其新经济体制特点, 并将他们对匈牙利的考察和研究结集成书出版, 产生了较大影响。匈牙利自1968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根据刘国光等的总结[191], 其特点在于, 首先是对中央计划的放松,“在计划制度方面, 取消了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办法, 改由企业自己制定计划”, 把大部分的经济决定权转入企业职权范围内, 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国家的计划管理主要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 使其活动按国家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其次是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用贸易制度代替由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的制度和官方分配产品的办法”。这样给商品关系和市场作用以广阔的活动空间, 让各类企业展开竞争。最后, 在组织制度方面, 宏观经济过程的管理牢固地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机构手中, 微观过程的管理则保持在经营机构一级。一方面, 把相当一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使领导机构的工作可以简化；另一方面, 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方面, 在比较高级的领导机构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和适当的改组, 并对经济问题的决定权实行某种程度的集中。
考察之后中国理论界总结比较匈牙利体制与南斯拉夫体制, 认为它们存在两个重大区别。第一, 匈牙利强调同时发展两种公有制经济, 即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 而南斯拉夫强调必须把国有制经济改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第二, 匈牙利认为, 实行市场经济, 不是倒退到私有制经济, 废弃国家计划, 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南斯拉夫则早先就放弃了国家计划, 实行了较完全的市场经济。[192]
此后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一步受到中国理论界的重视,并且双方交流不断深入。1983年5月至6月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织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考察。[193] 1983年10月至11月, 以“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匈牙利党中央委员、科学院经济所顾问涅尔什·雷热为团长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应邀回访, 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考察与交流。中国方面对匈牙利代表团的来访高度重视, 国家体改委、经委、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部门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 并安排代表团到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常州和深圳等城市进行考察和座谈。访华期间, 涅尔什·雷热和霍尔瓦特·拉约什等参加了改革的专题报告和座谈, 并发表了对中国改革的咨询意见,在中国理论界激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194]
对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1987年、1988年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借鉴, 国家体改委认为有必要对匈牙利、南斯拉夫再做一次综合考察, 时间从1986年5月初到6月上旬, 以高尚全为团长, 包括陈一谘、王小强、李峻、张少杰等中青年学者的考察团对两国再次展开了深入考察。考察重点是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考察报告总结了多方面的认识[195], 提出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实行多元化工资管理制度, 给企业以选择权；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加强市场组织、协调和市场监督；在改革中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党政企分工；重视对改革的宣传；等等。针对当时中国改革面临的如价格改革等迫切问题, 考察报告强调：“市场的形成是相当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将改革本身理想化”。[196]
总体而言,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较为充分而且系统, 这里有对外考察交流经验积累的因素, 也有理论界对于改革的问题和理论思考研究深入的原因。特别是1979年以于光远、刘国光为代表的对匈牙利经济体制的考察, 既有对改革现实问题和经验的研究总结, 也有对改革和经济体制一般理论的思考, 为之后的对外考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匈牙利改革的考察就具体政策建议作用而言, 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很大, 匈牙利改革经验常常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话题, 一些具体的政策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如于光远等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匈牙利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召集各方面力量研究和制定改革方案的办法, 很快为中国改革所仿效。1980年中国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专门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
四 对苏联、民主德国等国的改革考察
罗马尼亚、民主德国、苏联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化方面相对保守, 但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以一种包容并蓄的态度, 认识到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应绕过的环节, 苏联、民主德国等相对滞后的改革模式仍然有学习研究的参考意义。
1981年12月,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座谈会, 对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 1982年2月至4月, 刘国光、柳随年、郑力等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考察。考察组与苏联国家计委、建委和一些综合性部委的研究所等单位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座谈, 并参观访问了工农业、建筑业、商业和物资供应等基层单位, 与中国驻苏机构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考察组认为, 苏联经济体制根本性变化不大。在经济决策权的结构上仍然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原则；在经济机制的运转上仍然坚持计划管理是整个经济运转的中心环节；在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上仍然实行以部门原则为主、按行政层次管理经济的办法；在所有制结构上仍然坚持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 农村和城市基本不存在个体经济,更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苏联改革的进展主要体现于逐步发挥地方的作用, 改进计划工作, 加强计划管理, 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和质量, 在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也注意利用经济杠杆刺激管理层和基层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等方面。[197]
198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考察团奔赴民主德国, 重点对民主德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等做了为期四周的考察。民主德国总体上坚持集中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坚持指令性计划, 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也基本固守传统的观点, 因此考察报告根据民主德国集中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 重点强调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将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等问题。[198]
对于苏联等国家经济改革的考察还有王积业、罗元铮、赵人伟等1985年对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考察, 等等。[199] 总体而言,中国对苏联、民主德国的考察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少, 而侧重于对具体问题和当时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措施的考察。苏联、民主德国等国改革的基础在于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的多样性, 但着重于强化和完善计划的作用, 同时发挥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相比较而言, 对苏联等相对保守的改革模式的考察产生的影响不如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