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东欧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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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社会主义与兰格模式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苏联东欧改革实践的考察和学习还带有试探性的谨慎, 考察关注重点更多的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那么之后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借鉴则进入较为系统地引入相关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阶段, 从而在改革理论系统化方面深入了一步。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最先对社会主义关于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设想的可行性作出严密经济学论证的, 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家”[200]。这里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除了帕累托、巴罗尼等先驱人物之外, 主要指的就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和“兰格模式”的代表人物, 以一种理论上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相对能够接受的方式关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
用西方左翼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于“资源配置问题”。一方面, 如塞利格曼所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价格还是起了一些配置作用的, 例如将劳动力配置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当中”, 然而“价格体系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吹捧的那样运作良好, 利润也绝不是社会效用的衡量手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法与此不同, 而且更有效率”, 不幸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这个关键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得到解决”[201]。
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着力于解决此基本理论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将“计划”与“市场”视为对立。如皮尔森所总结的,“对于大多数传统主义者来说, 市场产生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终止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是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解, 然而在实践中, 二者却从来不曾这样泾渭分明”[202]。市场社会主义正是代表着这种来自实践观察和理论思考, 同时也是夹缝之中生长的“弱小的、有时并不明显的理论传统, 它十分明确地尝试要建立一种从整体上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 而这种市场社会主义肇端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著作, 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理论家的著作”。[203]“兰格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 中央计划经济可以依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使用“试错法”等方法找到一般均衡价格, 从而实现对市场的模拟,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演进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相关理论是理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对经济学的西方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阵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欧国家的一些改革就曾经直接地受到兰格模式的影响, 而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相关思想和理论的借鉴则是通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间接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204] 到80年代中期, 早已蜚声海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来到中国访问, 掀起了中国理论界的“科尔奈热”。皮尔森在总结“新市场社会主义”时指出：“许多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都是东欧的经济学家”,“包括波兰的布鲁斯, 匈牙利的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205] 中国经济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研究布鲁斯、奥塔·锡克和科尔奈等的改革理论热潮, 他们所引入的“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学”“影子价格”等术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理论界讨论的常见主题词, 这绝非偶然。
二 布鲁斯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e) 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布鲁斯实际上沿着兰格的基本思路区分了“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改变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矛盾对立的传统思想, 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分权模式。
布鲁斯认为区分“经济制度”有三个主要标准：“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由它们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3.由它们产生的产品分配的原则。”[206] 如果实行生产资料公有, 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结成彼此合作的关系,个人参与分配的产品份额由劳动决定, 那么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之相反, 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 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 都可以而且必然采取不同的模式。
布鲁斯将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决策, 它们通常应当由中央一级直接作出”；第二类是“在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结构的决策, 关于职业选择和劳动岗位的决策, 它们通常应当是分散的并通过市场来实现的”；第三类是“其他的决策”。[207] 在此基础上, 布鲁斯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 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分为前面所提到的四种类型：（1)“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该模式三个层次的决策都是集中化。（2) 集权模式, 第一、第二层次决策集中化, 第三层次决策在原则上分散化。（3) 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其中第二、第三层次决策分散化。（4)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三个层次决策均分散化。按照布鲁斯的划分,“苏联模式”就是“集权模式”的典型,而他倡导的是第三类, 即“分权模式”。
早在1979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国光就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座谈会上介绍了布鲁斯的相关理论和思想[208], 另一位副所长董辅礽则于英国学术访问交流时与布鲁斯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特别交流, 并邀请布鲁斯来华讲学。[209] 1979年年底, 布鲁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授其经济模式理论,并就中国改革的问题与中国经济学者展开讨论。经济所学者赵人伟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提出了诸多代表性问题, 如“社会主义模式”“计划与市场”“企业自主权”, 等等。与布鲁斯的讨论主要论点随后被赵人伟整理并报送中央主要机构以及各学术单位,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10] 布鲁斯以流亡者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等人会谈交流改革意见, 并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接见, 这充分展现了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
布鲁斯此后还多次来华访问交流。1982年7月参加了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也被称为“莫干山会议”。1985年来华参加了“巴山轮会议”。1992年参加了由国家体改委和联合国经济部举办的经济机制转换国际研讨会。布鲁斯长期流亡英国并任教于牛津大学, 因此也把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介绍到了中国。例如布鲁斯介绍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 以及“买方市场”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 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很快被中国经济界接受并展开应用分析。[211]
三 奥塔·锡克
奥塔·锡克（Ota Sik) 是积极倡导“集工人管理、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于一体”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家。[212] 锡克的改革方案最突出的观念基础是“市场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强调在改革中应充分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一激励因素, 并认为, 这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黏合剂。锡克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 中, 以“兰格模式”为基础, 更进一步从利益角度, 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做了深刻的探讨, 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锡克认为兰格模式没有触及“社会主义劳动和经济利益的内在矛盾性”[213] 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认为, 市场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而且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没有市场, 就不能保证企业有社会所需要的微观生产结构, 企业就不能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生产、积极主动地改进质量和生产新产品、最经济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最有效地进行投资等。没有市场, 不仅自发的机制将消失,而且计划和监督结构也不可能弄清具体的需求, 不可能最有效和最灵活地组织生产, 从而也就不可能具体地反映社会利益和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
锡克还从信息出发, 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在信息收集、传输和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 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 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 而利用市场, 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 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 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 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由此, 锡克又从信息出发, 论证了市场的必要性。锡克在《第三条道路》（1972年) 中, 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 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 相反, 取消了市场机制, 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 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
与布鲁斯、科尔奈等人相比, 锡克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家, 而且“曾任捷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 设计了捷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一九六八年四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 领导经济改革”[214], 具有丰富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1981年年初锡克的著作《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被中国期刊《苏联东欧问题》介绍到国内, 其重点还在于对苏联斯大林的政治体制的批判。[215] 是年3月锡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苏州作了七场学术报告, 人们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16]。锡克向中国政府和学者介绍了价格改革的思想, 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仿捷克以前的做法, 采取“先调后放”的手段, 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价格。在此次座谈之后, 国务院成立了价格问题研究中心, 由薛暮桥、马洪负责, 并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他们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锡克的到访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217] 1982年7月的“莫干山会议”, 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 锡克虽然没有参会, 但他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 是东欧专家的重要代表。[218] 锡克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联系,“1986年, 奥塔·锡克教授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附寄了他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的一篇近作”[219], 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借鉴。1982年, 锡克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等在中国翻译出版, 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科尔奈
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建立在他的“非均衡”或者说“反均衡”分析框架之上。他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除了价格信号外, 还存在大量的非价格信号, 而且非价格信号和非市场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 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依据的兰格模式和布鲁斯模式, 不研究非价格信号, 从而无法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关系。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使企业预算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标模式。
科尔奈将约束企业的类型分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三种形式, 从纯粹形式和约束类型来看, 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受需求约束更明显, 属于需求约束型体制, 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受资源约束程度更强, 属于资源约束型体制。科尔奈独具匠心地提出, 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 而社会主义企业则处于“软预算约束”[220] 之中。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企业独立承担生产管理的风险, 承受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己决策生产的行为后果,企业对于投入品的需求是优先的。与之相反, 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属于软预算约束类型, 企业的商品价格由中央计划机构制订, 外部资金投资、税收和信贷制度都是软的, 国家提供无偿拨款。
科尔奈指出, 在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的双重作用下, 价格机制的作用程度取决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度。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 企业的生存并不仅仅取决于销售收入能否补偿成本。既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取决于价格, 那么企业对价格信号就不敏感, 因而也就无法起到充分调节的作用。高度集中体制下软化的企业预算约束, 造成社会产品和资源的长期短缺。而短缺是一种非价格信号,不能通过均衡价格来克服。杜绝短缺的途径只能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切断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 引入市场机制, 使传统的半货币化的经济向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制过渡。
早在1981年, 中国学者吴敬琏就于国际会议中接触到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 并产生强烈共鸣。此后国内学界开始介绍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短缺经济学》的译稿甚至在1986年正式引入出版之前两年就在学界广为流传。[221] 1985年科尔奈受邀访问中国, 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会议。
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即“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布鲁斯、科尔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介绍了其改革目标模式的观点。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 另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在这两种协调机制中, 每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 作为目标模式。[222] 这次会议在思想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尤为深远, 参与这次会议的我国中青年一代学者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高尚全等, 都在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尔奈的思想和理论能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反响, 既与中国改革开放对于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关, 也与科尔奈本人深厚的学术造诣、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分不开。在这个时期,“不但中国有科尔奈热,而且国际上也有科尔奈热”[223]。根据赵人伟的回忆, 甚至国外有学者曾经略有不满地评论道：“大陆经济学界有人把科尔奈抬得太高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 科尔奈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呢?”[224] 科尔奈对于中国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