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确立并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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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应如何确定? 一直是各方面关心和探索的问题, 也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 有人否定1978年年底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 要求改弦更张, 回到“计划取向”的老路上来。但是, 这种意见响应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坚持市场取向改革, 进一步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是, 对于中国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能否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还是有怀疑和顾虑。在这种情况下,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从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对我国改革的深化发展就自然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使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第一节 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1984年,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 经济学家没有就此停步, 而是继续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 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是市场化改革。内容包括：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 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 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 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等等。1986年, 有文章认为,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式, 主线是国家掌握市场（即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参数调节供需, 实现对市场的“领导权”), 市场引导企业, 或者是“国家调控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1]。20世纪90年代初, 吴敬琏等明确提出, 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对新体制的框架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证。[2]
与此同时, 还是有些经济学家不赞成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0年、1991年, 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文章,表明认识的分歧是存在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勇于理论创新精神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成为主流观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79年, 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1年10—12月,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 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纲领的提法进行酝酿。座谈会上, 一些专家建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获得与会专家的普遍赞同。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 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3] 1992年9月, 党的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即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并把它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柱的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深化。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 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以上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任务, 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 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 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2003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提出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任务, 提出了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 深化政府、财税、金融、农村改革等。
与此同时, 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发表了大量的论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利用外资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公共财政理论、金融创新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社会保障理论、效率与公平关系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转型理论、开放型经济理论、大国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理论、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危机理论、“三农”问题研究等, 经济学界都有深入研究, 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超前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 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 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 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 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 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在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计划, 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 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市场, 才能重新活跃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需要有“看得见的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来纠正市场的缺陷, 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时代, 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华, 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经济的辉煌业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 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
第三,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 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迄今为止, 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和规律性, 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规律性, 将为当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 从而丰富和发展当代经济科学。
第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是全新的理论体系, 既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 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 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是经济学家们由衷的期盼。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