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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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 如何快速地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是我国政府的最重大课题。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其指导思想是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从重工业开始的论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非常重视苏联的成功经验, 很多重要的政策和理论研讨都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作为出发点。
一 再生产框架下的产业结构理论探讨
1.再生产理论。一些学者尝试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董辅礽在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中, 对两大部类产品按其最终使用方向做了细分, 将扩大生产的不同途径的因素引入了再生产公式, 并考察再生产公式中不同参数的变化（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生产基金装备率、各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平均实际收入, 等等), 对再生产公式的深化做了有益的探索。[101] 他的这些尝试, 扩大了社会再生产公式反映的各种比例关系的可能性, 能够更为具体地分析社会再生产主要比例的变化。
2.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指出, 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上升, 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和在机器生产基础上技术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总结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该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意味着在现实经济中, 某些部门的发展速度要更快一些。杨坚白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总的趋势是按比例发展的,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某种不平衡和某种不按比例的情况。面对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我们要坚持积极平衡, 反对消极平衡, 要抓住关键的比例关系。[102] 另外,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受到生活资料的制约。季崇威较早就提出, 消费资料也应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 这样才能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03]
3.部门间投入产出问题。我国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引进部门联系平衡表。部门联系平衡表包括以货币表现的和以实物表现的。通过对部门联系平衡表的经济内容、统计组织和数学加工的研究, 可以解决国民经济平衡表和个别产品物资平衡表的衔接问题；也可以为计划工作引进新的指标——完全消耗指数, 并利用数学规划方法, 在一系列可能的平衡方案中确定最优计划。我国学者认为,部门联系平衡表能够提高计划工作的质量, 把计划工作置于更精确的计算和分析的基础上。[104] 在20世纪70年代, 我国编制了第一个实物型部门联系平衡表。该表展示了1973年的61 种主要产品, 覆盖了约85%的农产品、30%的轻工业产品、60%的重工业产品、43%的建筑业和66%的货运周转量。[105]
二 关于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
1.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我国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符合马克思的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重工业主要是生产资料的生产, 农业和轻工业主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 反映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 是把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加以具体化。[106] 这样,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就成为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中, 杨坚白提出该原则适用的条件。一是重工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二是农业、轻工业和其他部门对重工业需求的适应程度, 以及它们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程度；三是全社会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规模, 特别是积累的规模。这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集中到一点取决于积累的规模和它的使用方向。[107] 在现实政策实践上, 我国在“一五”计划中, 把工业基本建设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 明确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从1952年到1956年, 我国重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23.9%, 轻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14.8%, 手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 12.6%, 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4.4%。[108] 从“一五”的实施效果看, 它完全符合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政策设计。
2.承认农业的基础作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虽然强调了第一部类优先发展对第二部类生产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但也指出第二部类的必要增长对第一部类优先发展的制约作用。我国农业的发展,跟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发展的要求。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具体表现为农业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资金和市场。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地大力发展农业, 才能保证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同农业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要保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109]在政策层面, 早在1956年, 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将发展农业生产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在1957年春季, 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但这些政策都被“大跃进”中“左”的思想打断。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经历后,各方面深刻反省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初, 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 这也体现着工农业中两大部类的比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