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进展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进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 我国摸索出改革的方向, 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得到正式确立。经过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理论引进的高潮后, 20世纪9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成为经济思想译介的重点。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包括现实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经济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在产业政策方面, 探讨了当时产业结构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瓶颈产业、衰退产业、过度竞争产业、产业保护等, 并有学者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反思。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结构—行为—绩效的框架下进行, 或者针对某一方面做专门的研究。产业组织的政策应用主要集中于产业组织的合理化问题, 即对分散的行业实现适度集中的同时对垄断行业加强竞争或实施有效管制。
一 进一步引进产业组织理论
20世纪80年代是引进产业结构理论的高峰期, 进入90年代后,西方重要的产业组织思想也被全面翻译、介绍进来, 并迅速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产业组织教科书有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的《现代产业组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的《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等。[131]这三本都是西方产业组织学界影响力较大的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的内容囊括了产业组织的重要流派和思想, 如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研究传统和新产业组织中利用交易费用研究的视角。其中, 泰勒尔的教科书把产业组织的讨论放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 理论性较强；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的教科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的现实案例与理论相结合, 注重公共政策。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也相继被翻译引进。他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产业竞争的五力模型和三个基本战略, 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价值链分析,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钻石理论, 这些分析框架迅速被我国学者所认同并得到广泛应用。[13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组织政策, 这包括国外的反垄断、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是国内翻译的第一本以“规制经济学”为名的专著, 管制的放松或重新管制思想也被介绍进来, 如艾伦·加特的《管制、放松与重新管制：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未来》；一些学者如余晖、王俊豪等也有专文来介绍管制理论。[133]
二 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调整方向
关于我国的工业化的现状。刘伟利用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的多国模型为参照, 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 计算和分析了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 影响较大。[134] 郭克莎认为, 产业结构偏差和工业结构升级缓慢, 影响了工业化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上升。[135]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郭克莎通过对照国际上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特征, 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偏差。他认为, 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应该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消除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产出比重不协调而产生的需求制约, 以支持工业化阶段的演进和经济较高速稳定增长；同时, 通过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加快装备工业发展以带动工业结构升级, 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136] 张世贤对此表示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要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来考察是否存在产业结构的偏差；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遵循世界一般模式, 应该把产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相等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137]
（二）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在增长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被称为新经济。新经济基于信息技术革命, 不仅催生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 并深刻影响到传统产业。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末对新经济及其相关产业展开了广泛讨论。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新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组认为, 虽然我国在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中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但有非常大的机遇,表现在我国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市场潜力巨大、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等, 对我国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138]许小年则认为, 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路还很长。应该把注意力投入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上来, 先着手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不要梦想通过发展高科技来形成“赶英超美”的格局。[139]
（三）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研究
由于我国经济中外资的影响越来越大, 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作用引发很多学者的思考。他们的结论有的是乐观的, 也有的比较悲观。王洛林等认为, 由于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前来我国投资, 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宋泓、柴瑜的观点则相反。他们从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角度, 实证分析了三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在我国对外贸易及产业结构调整中, 三资企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我国国内企业则在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退化。郭克莎也认为, 由于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 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并扩大了我国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别。[140]
三 产业政策
（一）瓶颈产业、衰退产业
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长期以来处于紧运行状态。对于如何发展瓶颈产业,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他们的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造成基础产业相对滞后的原因中最根本性的困难是资金筹集机制不健全。他们提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筹资的途径：集中财政支出、通过国有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利用外资、通过金融机构有效融资（包括建立政策性银行)、利用土地资源划拨或有偿转让, 等等。[141] 也有学者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分析, 认为解决“瓶颈”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是改革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政府管制体制, 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通过借鉴英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王俊豪认为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必须政企分离、提高竞争。政府进行管制时要以有效竞争为目标, 以经济原理制定管制价格。[142]
进入20世纪90年代, 我国经济总体上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所难免。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一些行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出现全行业的亏损。江小涓认为, 一些产业的衰退是必然的, 这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国有企业的困境不仅有制度问题, 也有结构问题。即我国在某些行业的分布密度较大。对于国有企业的退出援助, 江小涓建议设立调整援助基金, 通过受益者提供的补偿援助退出企业,对企业员工失业和再就业制定特别政策, 对区域性调整制定成套援助措施；传统产业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结合, 援助退出企业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143]
（二）开放经济中的产业保护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 学者们注意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和保护问题。罗元铮认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进入对国内经济的竞争效应大过互补效应,“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丢了市场, 而技术也没有得到。因此要注意扩大外资与保护民族经济的关系, 对引进外资要强化政策引导和管理监督。[144] 王振中认为, 无国籍的全球公司并不存在, 民族工业问题依然是我们所要面对的；要有限松动市场准入, 不能对外资全面放开；有限实施“国民待遇”, 积极推行“对等待遇”；加强对外国公司的监控；等等。[145] 程恩富认为, 要大力扶植几十家具有同来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国有控股（集团) 公司, 以保证民族产业安全。[146]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国际竞争。厉以宁认为,外资并非过多, 合资、外资企业产品主导市场, 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保护落后, 只能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 保护落后是垄断。[147] 夏友富、马宇建议进一步完善利用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暂行规定；对外商充分开放成熟产业和一般产业, 大力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即使出现产业保护, 也必须要符合国际惯例、适度保护, 尽量运用经济手段扶持国内企业。[148]
（三）产业政策的评价
我国是推行较多产业政策的国家, 产业政策以各种理由广泛地存在于许多领域中；但长期以来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远远不如预期效果,表明在这两者之间有某些尚未被充分考虑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江小涓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产业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她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将面临两个重大的变化：随着普遍短缺行业的明显减少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增强, 制定产业政策的客观标准显著缩减, 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增多, 政策制定的难度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政府自身利益有关的因素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影响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她认为制定的产业政策应该符合这样的标准：在同样有助于产业政策目标实现的前提下, 尽量选择与行政系统和产业政策对象自身利益一致或较少冲突的政策手段, 产业政策才能被有效地执行。她的最终结论中有三点耐人深思：存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一定是实行相应产业政策的充分理由；产业政策既可以解决产业结构问题, 又可以引起产业结构问题；产业政策手段的设计、选择和配合需要深入研究。[149]
四 扩大对产业组织的研究
（一）关于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研究
关于市场结构。王慧炯主编的《产业组织及其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对产业集中度、最小规模经济等方面做出颇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马建堂主笔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 全面考察了当时我国的市场运行情况, 计算出我国3个主要工业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对我国工业企业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估计；对我国40个工业行业的进入壁垒进行了排序。他指出, 我国最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进入壁垒是一些政策性壁垒, 特别是因实行条块管理体制而对行业进入的限制。杨慧馨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以汽车制造业和耐用品制造业为例, 对中国企业的进入、退出进行审视和剖析, 并对转轨过程中企业的过度进入、退出障碍及其资产存量刚性等作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150]
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 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 呈现出一种区域性差别较大的独特的市场结构。这与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 有学者认为区域市场结构的独特性与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的行为又源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合二为一, 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不到位。银温泉、才婉茹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工具, 指出地方市场分割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以财政大包干、大量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性分权是其深层体制原因, 传统体制遗留的工业布局、地方领导的业绩评价等现实因素, 也强化了地方市场分割倾向。[151]
在企业行为方面, 大多数学者沿着产权结构—企业行为—产权改革的框架展开, 马建堂的研究同时考虑了企业内部结构和外部市场结构的影响, 拓展了企业行为研究领域。他指出, 我国行业集中度与行业利润率不存在确定的相关关系, 主要原因是国家对高集中度的行业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价格控制。[152] 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注意到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等企业行为的问题。[153] 沈志渔分析了我国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政策与价格形成,认为这是典型的行业行政性垄断, 其行为方式也是一种行政性的行为方式。[154]
（二）我国现实产业运行绩效问题的研究
江小涓等考察了转轨时期竞争导致的截然不同的产业绩效。部分制造行业效率水平不断提高, 产品与技术迅速升级, 生产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 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但在另外一些制造行业中,竞争的作用表现迥异, 生产分散、重复建设、效益下降、企业大范围亏损甚至全行业亏损等现象长期存在。棉纺织业就是竞争未能改善产业组织结构的典型行业。她认为制度环境的扭曲和所处行业的特征是造成该种现象的原因。这里, 她认为不能仅仅将行业集中度作为度量产业组织结构是否恶化的指标, 而要同时注意到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影响。[155]
对于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殷醒民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效益与工业集中度的关系, 得出以下结论：工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规模是积极相连的；小企业的迅速建立恶化了中国的资源配置, 制约了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中国工业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说明中国经济仍未摆脱高速低效的粗放型发展方式。[156] 戚聿东也认为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相关关系的。但是他对这种正相关关系的解释是单位成本费用降低的结果, 而与价格因素关系不大, 其深层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创新。[157]
刘小玄延续了产权—绩效的路径, 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 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和计量方法, 大规模地对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和比较。她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 三资企业其次, 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 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旧体制中的隶属等级地位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消极的, 较低隶属等级的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等级地位高的国有企业, 结果使得后者的规模优势丧失。[158]
也有学者从产业竞争角度来观察经济绩效。金碚借鉴了波特等的研究成果, 从工业品国际竞争力角度对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方法进行探讨, 提出了工业品国际竞争力的实现指标、因素指标等。裴长洪通过对电子、汽车、服装、洗涤用品、轮胎、商业零售等行业的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 分析出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外商投资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吕政、曹建海认为, 存在竞争强度过大并造成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损失的过度竞争, 我国在转轨的过程中多数产业发生的过度竞争问题, 主要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江小涓认为, 我国国有工业部门存在能力过剩、过度竞争的原因包括国有企业的规模与其所需的供给及市场条件不相适应, 并与国有企业的行业、地域分布及退出障碍有关。[159]
五 政府对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
（一）市场结构的适度集中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大部分行业的产业组织很不理想, 具体表现在全行业产能过剩, 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过多, 各企业的产量绝对水平非常低, 与国际领先企业的规模相比, 有非常大的差距。对于这种不理想的市场结构, 我国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 认为必须要做大优势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规模经济, 推动产业集中。沈霖认为, 市场结构的极度分散是由我国政企不分、行政权力对企业经营的干涉而导致的；因此, 必须要政企分开, 消除行政性壁垒, 通过竞争来提高集中度。谢地、乔梁的观点是, 要为垄断正名, 推动主要产业的适度集中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客观要求。[160]
（二）反垄断与管制政策
我国学者对反垄断的意见比较一致, 对于反垄断案例的具体分析, 张维迎、盛洪的论文《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影响深远。他们通过对我国电信业发展过程的详尽分析, 提出了改革中国电信业的基本思路, 如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起草电信法等。他们指出, 中国当前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和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不仅适用于电信业, 也适用于邮政通信、电力、铁路等行业。陈小洪、张昕竹、王俊豪等也对中国电信业的垄断问题发表过重要的文章。[161]
关于管制制度及管制理论的应用。余晖详细考察了中国政府管制制度。他认为, 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制度对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促进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依然存在, 某些政府机构运用其所掌握的行政权力维护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162] 杨慧馨认为, 我国的管制体系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企业进入、退出自由的氛围；政府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进入、退出壁垒, 引导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引导的方向必须与市场信号引导的企业利益相一致, 才会得到认同和执行。[163] 王俊豪在专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中, 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管制理论, 并对我国的电信、电力、自来水这三种自然垄断经营产品的管制价格形成机制作了系统的研究, 同时构建模型指出我国自然垄断产品价格管制的政策目标, 影响较大。[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