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初到党的十八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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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分别为 10.2%、46.8%、43.0%, 与2000年15.1%、45.9%、39.0%相比,表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明显、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持续提高的趋势。在结构优化的同时, 也应看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挑战：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 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下降, 刘易斯拐点来临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新技术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下宽幅波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等等。
面临种种挑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化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10年, 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选定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
进入21世纪, 我国产业结构及产业组织的研究重心转向开放经济和全球背景下对结构调整、垄断与竞争的研究, 主要包括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反垄断及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等。
一 对产业结构的研究
（一）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讨
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靠资本积累, 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这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 对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与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的重化工业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刘世锦认为,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新的主导产业表现为消费性质的产业如住宅、汽车、电子通信和投资性质的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等。行业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以居民消费作为基础的, 这是我国过去所没有的。由于以居民消费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泡沫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他判定,我国经济进入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比较强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中国这样的大国, 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阶段, 在“经验和常识范围”是完全正常的。国家统计局也认为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65]
吴敬琏对经济结构的重型化持反对意见。他认为, 经济结构的重型化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技术创新的滞后、服务业发展的缓慢、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业难度的增加以及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 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 加快服务业发展,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他强调,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 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166] 徐朝阳等也认为, 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话, 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因为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 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的。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而不是产业结构升级；从经济发展的效率看不宜优先发展重工业。[167] 林毅夫认为, 由于中国劳动力过剩, 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赵丽芬、董军认为, 不应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只是经济上升期的周期性现象, 并不能据此认为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168]
（二）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黄茂兴等分析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 认为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 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劳动生产率,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169] 江小涓认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因此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组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加强重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70] 干春晖等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内部, 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 而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却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171]
产业同构现象。我国很多地区发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 例如“长三角”的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问题。产业同构现象产生的原因,有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对选择产业投资方向的影响。张晔等认为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业绩竞争制和风险规避倾向, 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172] 邱风等也认为, 产业趋同主要表现在由政府控制投资的领域, 这是由我国特殊的政府官员晋升体制决定的。而市场力量会促使地区产业互补推进。促进区域合作、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要从供给性制度变迁入手。[173] 胡向婷等进一步细分了政府对产业结构同构的两方面影响：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成本, 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政府的投资行为则在整体上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174]
（三）产业转移问题
产业的地区间分工表现为产业转移, 在我国突出表现为近年来出现的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蔡昉等认为21世纪以来东北和中部地区比沿海地区有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较高的贡献率。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 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 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 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175] 陈建军也认为, 由于长三角区域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 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区域出现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 进而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 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176]
冯根福等对我国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不是很乐观。他们的判断是截至2006年,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只发生了部分的相对产业转移,绝对产业转移的现象尚未发生。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 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试图通过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实现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困难的。[177]
（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李江帆、曾国军分析了第三产业内部的四个层次, 利用计量回归对我国第三产业内部演变进行了纵向和横向分析。他们认为, 我国第三产业第一层次比重的下降和第二层次比重的上升, 体现了第三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李江帆进一步指出,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表现为流通部门比重下降, 生活生产服务部门比重提高, 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 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的形势下, 我国很有必要全面推进第三产业现代化。[178] 江小涓和李辉也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内部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并分析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179]
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的支撑下, 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的分配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的相对地位下降, 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迅速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它不仅与制造业相互依赖、共同发展,还能够带动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程大中指出, 我国相对于OECD经济体而言, 国民经济及其三次产业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 而服务性投入（即生产性服务) 消耗相对较小。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他认为, 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 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着力点。[180] 吕政等也认为, 要从消除进入壁垒、强化分工优势、促进产业关联、推动服务业创新、优化产业布局和加强区域协调等方面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181]
二 产业政策
（一）关于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战略选择
金碚认为, 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选择不仅仅以纯理性判断为准则,而且必然含有强烈的越理性因素, 包括民族的、伦理的以及各种人文的价值观准则。我国目前可行的产业发展战略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 其价值体现不仅是顺应客观规律, 而且要满足于实现一定的社会合意性目标。[182] 而徐朝阳等对产业政策的应用态度上相对保守, 他们认为, 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但其有效性也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 且应尽可能是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183]
蔡昉强调了产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 应该实施反哺农业和支持农村的战略, 创造良好的劳动力流动的环境, 建立有保障的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机制, 增强农业基本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可持续性, 从而形成一个和谐、平衡的城乡关系格局。[184]
（二）主导产业选择
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认为, 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值和感应度系数值大多大于社会平均水平, 并且呈上升趋势；因此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185]
郭克莎认为, 汽车产业对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就业都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而且间接带动作用远大于直接带动作用。他认为要选择汽车产业作为21世纪初期我国的主导产业, 有利于减轻消费需求对经济稳定增长的制约, 有利于加强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186]
（三）加入WTO 后的开放环境下的产业政策
郭克莎认为, 工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要形成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中心, 以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为搭配的新格局, 处理好政府适度和有效干预的问题是新时期工业发展政策的关键。王平、钱学锋考察了技术进步的类型与偏向性选择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他们认为, 我国长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已成为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 我国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应该倾向于进口偏向型的中高级技术。马捷、周纪冬认为, 最优政策干预以及它能否消除非对称信息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依赖于竞争类型, 而不依赖于信息结构。另外, 马捷通过对国际多市场寡头条件下的模型推导,认为现实中出口退税政策会加剧国内市场的扭曲,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提高本国福利。[187]
三 产业组织的研究
（一）市场运行
刘小玄把对中国国有企业行为的研究放在不同市场框架下进行,发现在垄断竞争市场上, 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以销售收入最大化为主要形式；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 则是以费用支出最大化为主要形式。[188] 价格竞争已是我国企业惯常采用的策略行为, 安同良等以彩电行业为例, 从产品特征、产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产业生产规模特征、市场集中度、行业退出壁垒、下游企业市场势力六个方面揭示了易发生价格竞争的产业特征。[189]
（二）企业竞争力研究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 并获得盈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孙洛平利用边际分析方法, 分析出竞争力的提高与企业规模无关的逻辑过程。他指出, 我国若干中小城镇的产业集群现象,就是利用市场组织分工发挥其竞争优势的典型例子。[190] 有的学者利用外部环境竞争力、短期生存实力、中期成长能力、长期发展潜力四个分层目标, 对我国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做出评价。他们认为, 我国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强弱排序依次是：电子电器业；化工、轻工、商业服务业；食品、机械、冶金、建筑、建材业；纺织业。[191]
四 政府对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
（一）关于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我国的垄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垄断。这种垄断造就国企高利润,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并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制度性瓶颈, 既表现为经济腐败, 又表现为政治腐败。刘小玄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进行分析, 她认为, 在竞争市场上解决产权问题是首要的,而在垄断竞争市场上, 解决行政性的市场垄断最为关键。反垄断应当成为中国转轨时期迫切和长期的任务。[192] 郑杰等根据我国电信行业的特点构架了一个双产品主垄断模型, 他们认为主垄断企业的各种行为会引起各种不同的效果, 其中前向纵向控制会引起行业内利润下降的反竞争效应。[193]
也有学者认为特定的行业保持集中的市场结构是必需的。刘伟、黄桂田认为, 各国金融资产配置方式不同,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存在差异性, 由大规模银行组成的相对集中的产业组织结构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程度的下降。中国银行业偏高的集中率并不是影响行业竞争程度的原因。即使中国银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业化程度,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不宜过度分散,保持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 可能更有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194]
（二）关于反垄断立法
我国垄断领域多涉及国有企业。反垄断与国企改革交织在一起,阻力和难度不小。垄断行业只有深化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195]
过勇、胡鞍钢认为, 2001年中国加入WTO, 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了很好的契机。要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来规范国内的市场行为,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 并对已有的法律进行重新检验和调整, 逐步建立相关法律体系框架。[196]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基石之一, 能够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 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各国反垄断执法的组织可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行政模式。王晓晔认为, 出于我国现实条件和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考虑, 我国反垄断执法更适合采取行政模式。[197]
王晓晔认为要警惕跨国公司的垄断, 因为其可以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很容易在我国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 甚至垄断地位。她提出,要利用反垄断法在抵制外国垄断势力, 尤其是在禁止国际卡特尔、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跨国公司的外部扩张等方面维护竞争秩序。[198]
（三）民营化与垄断行业改革
王俊豪认为, 民营化对自然垄断产业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起推动作用, 同时民营化改革可以有效促进竞争。因此, 民营化改革是深化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199] 胡鞍钢、过勇也认可这一观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许多公共服务部门的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价格昂贵、机构臃肿、服务低劣、严重亏损,工业化国家政府通过私营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大幅度节省政府预算,同时获得税收；另一方面, 私营机构提供服务成本明显低于公共机构, 效率更高。[200] 罗党论、刘晓龙指出,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改革,某些政府管制的行业逐渐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他们以2004—2006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 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 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促进企业的发展。[201]
（四）政府管制研究
王俊豪等指出, 在现行体制下, 中国垄断性产业除存在自然垄断外, 还同时存在行政垄断, 即中国垄断性产业垄断的二元性。为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垄断, 需要根据垄断性产业垄断的二元性和行政垄断的两重性特征, 制定有效的分类管制政策。[202]
政府对市场的不当管制经常会带来效率损失。刘煜辉等以金融市场为例, 认为政府管制的制度安排是导致极高的IPO抑价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管制产生的寻租行为增加了一级市场投资者的成本,因此产生更高的IPO抑价。[203] 朱恒鹏以医药行业为例, 认为医疗服务价格低估导致“以药补医”机制, 而收益率管制政策进一步诱导医院进销高价药品。政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管制并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204]
也有学者对管制政策进行反思。白让让、郁义鸿对管制放松的初始诱因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即管制放松是技术进步、需求结构变化和原有管制下的产品特征、产业组织结构及权力结构安排的内生现象。由边缘性进入引发的放松是一个渐进性的“多赢”结局,不会导致由强制性管制放松所引起的管制无序甚至缺失现象。江飞涛等对1994年以来旨在防治“产能过剩”的中国钢铁工业投资管制政策进行反思。他们指出, 钢铁工业投资管制政策存在三个缺陷：一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二是相关部门不可能进行准确预测和制定合意的投资规划；三是这一政策会干扰市场过程, 并导致不良后果。管制政策阻碍了市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自发调整, 造成一些不良政策后果, 采取此类政策应审慎。[205] 余晖认为管制的官僚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现有行政机构的纵向设置（如药监和工商管理的省以下垂直领导)和纵向性的横向整合（如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大区派出),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难落实, 这与我国党政不分、政企或政资不分以及公共财政制度缺失有关。因此管制很难实现政策目标。[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