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的成就和实践中的挑战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的成就和实践中的挑战,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全面建设小康的成就
1.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增长
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考察一国经济增长速率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指标。2003年至2012年, 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在10%以上。如表29—1 所示, 2003年至2007年, 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 并且逐年攀升, 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达到峰值；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 但依然在10%左右, 直至2012年下滑至7.9%,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GDP高速增长的背后, 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表1所示, 2003年至2012年,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0%上下, 可以说, 这一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率在2003年至2012年同样增长迅速, 每年增长 1.3% 左右, 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工业化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城市化使得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迅速被吸纳, 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表29—1 全国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构成和城镇化率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居民收入—财富的倍增
居民收入—财富成倍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后,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如表29—2所示, 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看, 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002年的3.2倍, 农村居民家庭均纯收入增长更快, 约为3.3倍。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国家, 相应来说城乡居民储蓄比收入增长更快, 2012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约为2002年的4.6倍。
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逐年降低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时, 我国的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7%和46.2%, 根据联合国划分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40%—50%为小康水平, 这符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论断。2002年至2012年, 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 我国城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至36.2%和39.3%,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城乡差距也大大缩小。
表29—2 全国城镇/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及储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 实践中的挑战
1.分配机制不完善, 差距再次拉大和社会分化的风险
收入分配机制。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如表29—3所示, 2003年至2008年, 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 而在2008年达到0.491 高峰后, 逐年回落, 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4, 接近2003年的水平, 但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表29—3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区域平衡近年都在缩小, 但很多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的, 没有完成太多的机制性变革。从中国反贫困来看, 其成就不可不谓巨大。但是, 按国内标准看仍有80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下,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更高标准的贫困线计算, 则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下。这些城乡居民, 虽然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但因收入偏低仍然可能陷入相对贫困状态而难以自拔。除了政府政策调整和救助外, 更应通过教育培训、稳定就业、提高收入、降低生活压力等来帮助他们脱困。
城乡一体化机制很不完善。人们无法享受城乡统一的普遍化服务, 特别是基本的医疗服务都难以满足。人口流动受到户籍限制仍处于分割状态, 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仍难突破。
贫富差距关乎能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影响社会稳定。不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发展动力的需求和投资都会有相应的消极影响,也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 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虽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导致种种不满, 但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 随着经济增长减速, 在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的条件下, 弱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会更不稳定, 而在资产升值的情况下则加剧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随着低收入群体被弱化, 其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 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或不透明成为其宣泄负面情绪的突破口, 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贫富差距拉大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
2.结构性的“短板”问题
主要指在经济社会分配中, 仍有多个处于结构扭曲的短板问题,且未得到全面矫正：第一, 需求结构中, 消费率持续低位, 1978—2012年中国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消费率更是低于50%, 原因很多,表面原因是投资过快, 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不快（见表29—4)。
表29—4 1978—2012年中国的消费率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份额低位徘徊。如表29—5 所示, 要素初次分配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一直保持在低位50%上下, 2012年为49.53%, 初次分配劳动报酬低与非农就业比重低高度相关, 农村仍然有大量隐蔽性失业。资本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处于历史上的高位。从1997年的30.59%上升到2000年的34.41%后,一直处于高位, 且仍在逐年攀升, 直到2008年的39.80%, 为近十几年的新高；2008年后资本性收入份额有所下降, 但降幅不大, 2012年依然处于37.18%的高位。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2.39%缓慢上升至2012年的13.29%。可以看出, 即使政府完全将税收用于转移支付, 我国的生产税净额份额仍然偏低。
表29—5 劳动者报酬份额、生产税净额、资本性收入份额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 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资金流量表历史核算资料》《中国统计年鉴》。
3.人力资本增长放缓
一般认为, 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 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 Barro和Lee（2010) 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如表29—6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差距。从人均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 1970—2010年, 拉美九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 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低。
进一步, 若把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 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和Lee（2013) 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中, 抽取各国2010年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 制成散点图（见图29—1), 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 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上述国际比较说明, 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培育这两个对于内生增长至为关键的因素, 在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就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表29—6 各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注：拉美九国为人口加权平均, 九国分别是乌拉圭、秘鲁、巴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Barro & Lee（2013)。
图29—1 2010年中国与144个国家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比散点分布
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统计口径为15岁以上人口。
资料来源：Barro和Lee（2013),2014年世界发展指标（World Bank,2014)。
4.和谐发展
青山净水, 蓝天白云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成为中国高速发展遗留下来的短板。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从这个角度, 低碳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 完全可以建立在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 以此来推进绿色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尽快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执笔人：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侯燕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