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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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 经济发展理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个重要成就就是21世纪头十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次飞跃。
第一节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谋求经济发展, 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开启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在实践进程中孕育和发展。
一 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发展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 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中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更是经济发展思想的精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
第一, 生产力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地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典作家的这一思想一直为我们党所继承和发展。
第二, 人民群众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手稿等, 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关于由谁来实现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 人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剧中人, 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剧作者。关于为谁而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
第三,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的重要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 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了人的劳动对人与自然关系可能产生的“异化”, 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人本身的和解”是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以提高人类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的能力,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的思想极为宝贵,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源泉。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孕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长期战争, 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 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在经济十分落后、发展很不平衡、人口众多、农民占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建设之中的初始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中, 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思想。首先,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要求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正确处理好恢复国民经济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建设国民经济体系和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从1965年开始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 在本世纪（20世纪) 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后, 提出了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论述了十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 其中七个是经济发展问题, 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其中蕴含的经济发展思想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也开启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历史新征程。这一历史性转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以改革开放为契机, 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识, 经济理论界开始围绕怎么实现发展、如何研究经济发展展开了讨论。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 由党的八大时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与此同时,“四人帮”还挑起了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国经济建设由此耽搁了20年之久, 以致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7.9%。1956年以后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速仅为3.4%, 明显落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或地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较之实际人均GDP增速更为缓慢,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由1957年时的56.0%降至1978年时的39.2%,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 均显著存在这一趋势。全国居民普遍处于“蜗居”状态, 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分别只有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农村中尚有30.7%的人口（2.5亿人) 未能解决温饱, 97.5%的人口（7.7亿人) 处于贫困状态（参见表30—1)。
面对陷入困顿状态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理论界开始重申生产力标准, 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 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77年8月, 党的十一大报告强调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1978年9月13日至20日, 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时发表谈话（又称“北方谈话”), 明确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 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可以说,“一心一意谋发展, 专心致志搞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已成为全党、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及至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进一步将发展问题由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提升至“中心”的位置, 并系统分析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初步回答了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进程。
表30—1 1978年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世界银行数据库等相关数据整理。
然而, 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差异, 观念转变有先后, 在重大历史转折期, 要将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发展问题上来,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他的一系列精辟分析和论断, 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将全党、全社会的精力凝聚到了发展问题上来。
首先, 邓小平通过总结回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的本质。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上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沿海地区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其次, 为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 解除旧的意识形态束缚, 鼓励各级干部群众积极尝试运用各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事物、新方法、新举措, 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为各项工作提供了判断准则和行动指南。“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10],“发展才是硬道理”[11], 邓小平的这些掷地有声的重要论断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迅速凝聚到“发展”这一引领全局的主题上来。
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 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 从1991年到20世纪末, 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 邓小平已经注意到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 认为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需要把资源、环境最大的承受力考虑在内, 应该努力挣脱高成本、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