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面认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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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从长期看,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一定规律性, 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地看,在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都不可能以恒定的高速度永久地持续下去。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 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 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 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 以增长速度趋缓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 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32]
借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分析, 中国经济经历的结构性减速是一种“创造性破坏”, 因为它自身就蕴含着并衍生出新常态的另外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产业结构的优化, 即向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型；二是经济增长将全面转变动力结构, 即更多依赖内需而非外需, 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规模的单纯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因结构变化而稍降,结构变化同时蕴含着走向更高效率、更好质量的经济增长的路径——这就是新常态的辩证法。
当然, 光明的愿景并非唾手可得。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 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特别要看到, 在这个阶段上, 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 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 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要保持中高速增长, 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二 新常态不是避风港
新常态, 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 并不存在价值判断, 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 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 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 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 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但新常态不是安全岛, 不是避风港, 更不能以此为借口, 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以新常态做托词。
如何应对新常态, 党中央提出三个关键词, 即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 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 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 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 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 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 就指望强刺激, 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 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适到新常态的“频道”, 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 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 就是“引领”。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为此, 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认识到, 走出经济“新平庸”的出路在于创新和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 而美、欧、日等经济体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 全球性的创新和改革竞赛已经拉开序幕。这场竞赛不是零和博弈, 而是任何经济体摆脱体制僵化与社会惰性的重要动力, 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因此, 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看, 均要求在新常态下有新作为, 不能将新常态当作避风港而观望等待。
在一些地方, 出现了以新常态为避风港“休养生息”, 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不足, 甚至打算“熬到”届满的迹象。究其原因, 一是破除“唯GDP论”往往被地方上片面理解成可以不要增长了；二是面对反腐高压, 一些干部在工作上谨小慎微,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观望成为相对“保险”的做法；三是改革的推进使得各种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 而相关改革实施方案缺乏细则难以落地, 在此情况下,观望或不作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常态”；四是中央、地方改革权责尚未完全厘清, 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改革缺乏动力的现象。那么,如何让广大干部走出避风港, 积极引领新常态呢? 张晓晶提供了以下几点思路。[33]
首先, 要把违纪腐败问题与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区分开。中央提出, 要有容错机制, 鼓励担当, 保护积极性。对勇于改革创新与担当、不谋一己之私利的同志, 要给他们撑腰。在敢啃“硬骨头”、敢蹚“地雷阵”、敢为天下先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或差错, 对于这样的错误要有容忍度, 而不是一棍子打死。面对新常态, 如果以什么事也不干来避免犯错, 就会形成坏的示范效应。打破这个僵局,就要给改革探索者和创新者一定的“试错权”和“试错空间”。只有这样, 才能让各地放开手脚, 最大限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推动全社会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要形成这样的氛围, 既要有制度的约束和惩戒, 还要有制度的支持、保障和激励。
其次, 要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和政治生态。现在各地不敢干事, 或出现懒政、怠政, 还可能由于在处理政商关系上畏首畏尾, 生怕出事。确实, 很多腐败问题与政商关系处理不当有关。因此,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亲”是勤政而为的标尺,“清”是坚守纪律的规则；亲商有助公平, 清政需要公开。“亲”“清”的实现要建章立制在先, 要有边界、有担当、有作为, 而不只是划清界限, 推卸责任。要明确制度红线, 不能认为官员与商人交往就一定是腐败。这需要我们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体系, 在阳光下运行权力, 在包容中发展经济。这是善治政府的体现, 也是有为政府的重要保障。
最后, 要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实现权威性与有效性的平衡。各项改革事业, 都需要狠抓落实。没有这一条, 改革就只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上、会议上。特别是, 改革方案更多的是原则性、方向性的, 再细化的方案, 也不可能穷尽现实的复杂性。因此, 推进改革离不开因地制宜、基层创新。这就要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改革的顶层设计, 是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性, 突出改革的协调性, 也防止从部门和地方的视角偏离改革方向。但改革要能落地生根, 就要突出“有效性”, 鼓励首创精神, 允许因地制宜。权威性与有效性缺一不可, 要实现有机统一和新的平衡。如果仅仅权威性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有效性方面却有所削弱, 即使表面上和原则上大家都听中央的指挥, 但在真正贯彻落实上却有折扣, 仍然难以实质性推进改革, 百姓就会缺乏对改革红利的获得感。改革要取得成效离不开地方自发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这是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为企业减负、房地产调控, 以及去产能、去杠杆、清理僵尸企业等方面, 都可以让地方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前提下, 具体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 应由地方来定。
三 以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 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 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 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 全球经济日渐进入如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 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从这个意义上, 虽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 也需要看到,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恶化。
但是,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总体上是平行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因此, 一方面,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希望但并不依赖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复苏；另一方面,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开启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 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 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 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 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 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34]
例如,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认为, 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 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按照他们的逻辑, 这里所谓的“均值”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该方法论的依据是著名的“高尔顿谬误”（Galton's Fallacy), 即正如一个扩展家庭的平均身高不可能长期维持异于寻常的状况, 而倾向于回归到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一样, 经济增长率也遵循这个统计规律。据此他们预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2013—2023年将有零有整地下降为5.01%, 2023—203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28%——即其所谓的“均值”。[35]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把“回归到均值”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减速, 并宣称该统计规律不容回避, 不啻把众多国家旷日持久且丰富多彩的增长实践, 湮没在一组面板数据之中, 特别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赶超特点。既然该逻辑未能回答以往的赶超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以及中国在过去40 多年何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并且没有能够提供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合理解说,“回归到均值”的预言也就无法令人信服。以这种研究方式, 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预测出的增长百分点, 就如同按照世界上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的尺码做出一个被称为“均值”的鞋子, 并宣称这是应用于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均码一样, 显然是犯了“宁信度,无自信也”式的方法论错误。
巴罗得出与此相似的预测和结论, 即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显著下降到3%—4%的水平, 从而不可能实现官方确定的在“十三五”时期6%—7%的增长率目标。他的依据来自其享有著作权的“条件趋同”假说及其分析框架。在他的增长回归模型中, 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因素被分为两类, 一类是趋同效应, 用（对数形式的) 初始人均GDP作为自变量, 另一类是一组决定增长稳态的解释变量（或称X变量)。经过无数次增长回归, 他十分确信自己得出了一个“趋同铁律”, 即一个国家不可能以长期异于2%的速度与更发达经济体或自身稳态趋同。既然以往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快于模型所预测的增长速度, 按照这个铁律, 今后不太可能继续既有的增长势头。[36]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趋同空间缩小, 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无疑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但是, 即使认同巴罗的趋同分析框架,在“趋同铁律”之外, 也仍然存在着诸多X变量, 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巴罗也承认, 具体到某一单个的经济体, 可能存在独特的X变量或国别意义上的特质性因素, 可以使其异于所谓的“铁律”或“均值”。例如, 巴罗及其合作者（Barro and Sala-i-Martin) 曾经在其增长回归模型中, 先后加入过超过100 种解释变量并发现均具有显著性。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既有一般意义, 更是独特的, 忽略或者无视其特有的因素, 就会导致低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误判其减速的时间和幅度。
艾肯格林及其合作者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经济增长放缓的铁律。在识别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国别因素方面, 他们做了特别的努力。他们发现, 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平均而言, 在10000—11000美元以及15000—16000美元两个区间上, 一个经济体通常会分别遭遇两次减速。[37] 按照他们的口径和定义, 中国迄今尚未到达典型的10000 美元减速起点, 但是已经部分符合了关于减速的定义, 即从2012年以前的大约10%的增长率下降到以后的不到8%, 减速幅度为2—3个百分点。尽管定义是把减速点之前的7年与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 但是,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中国经济的确不可能回到10%的增长率上面了。
在2013年的论文中, 艾肯格林等识别出若干与减速相关的普遍性因素, 如与趋同相关的“回归到均值”效应、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过高的投资率导致回报率下降、汇率低估阻碍产业结构向更高的技术阶梯攀登等, 也指出了一些可以减小减速概率的因素, 如更好的人力资本储备等。然而, 一方面, 他们没有能够把其中一些因素与减速本身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清楚, 没有把周期性因素与增长性因素完全区分开；另一方面, 他们没有特别强调在其较早论文中的重要发现, 即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不过, 这一缺憾在同一些作者的另一篇专门讨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文章中得到弥补。[38]
虽然艾肯格林等没有像前述作者那样预测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减速, 但是, 他们把迄今为止发生的2—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下降看作减速的表现。问题在于, 他们在各国数据中观察到的从平均5.6%的增长率下降为2.1%（下降3.5个百分点), 与中国从“十一五”时期的11.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同样下降3.5个百分点), 减速的幅度是不同的, 前者为62.5%, 后者仅为31.0%。而且, 减速后的中国经济增长, 按照世界标准仍然属于高速度。此外,分析中国的减速原因将表明, 一方面, 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 存在着诸多机会, 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 也不会过于剧烈。
中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 即便没有额外的刺激和新的改革措施,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降趋势, 也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更重要的是, 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障碍的体制潜力是巨大的, 结构性改革必然带来改革红利。[39] 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 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 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 改革红利将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 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的“新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