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三十四章 中国经济新常态,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第一节 “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与基本内涵
“新常态”这一概念是与21世纪以来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相伴而生的。“新常态”（new normal) 最早于21世纪初见诸西方报端, 它指的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 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所谓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2010年,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安在其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 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本轮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特征。[20] 自那以后, 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需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新常态旋即转变为刻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
2014年, 埃里安又根据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对新常态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 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中, 而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地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等。他认为, 发达经济体要消化这些负面冲击需要较长时间, 更何况, 决策当局因循守旧的应对之策, 将会使得这种新常态长期化。[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new mediocre), 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22]
萨默斯等人则更愿意将未来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表述为“长期停滞”。[23] 长期停滞概念一经提出, 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共鸣。“长期停滞”一词最早是在1938年大萧条快结束的时候, 由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尔文·汉森所提出。他认为, 大萧条也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将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 会出现一个持续失业与经济发展停滞时期。汉森指出, 主要由于出生率的下降, 以及高储蓄、低投资倾向和低通胀, 以致经济出现停滞不前。[24] 萨默斯借用这一概念, 用于描述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 这包括潜在增长率的下滑,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低通胀、低利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债务不断攀升等现象。
造成西方国家和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在于需求侧, 另一些学者则归结为供给侧。从国际经济学界的文献看,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技术进步放缓、市场扭曲、人口与收入分配等深层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 新常态一词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014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使用新常态概念；7月29日, 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11月10日, 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 并集中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大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及发展方向后, 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又系统总结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 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25]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认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吴敬琏强调, 以上两者的进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已是既成事实, 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只是期望而非现实, 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26] 蔡昉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 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 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 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 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27] 金碚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等几个方面。[28] 李扬、张晓晶指出, 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转向了未来一段“结构性减速”的时期, 我们很难再回到旧常态下的潜在增长率水平, 一位数的增长率将成常态, 且增速存在较大可能进一步下滑。而且, 新常态的其他特点, 或者由结构性减速衍生, 或者只是结构性减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29]
国内外经济新常态是有区别的。有学者较早地对中美两种“新常态”进行了比较研究。[30] 李扬、张晓晶认为, 国内和国外的新常态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在国际上, 新常态更多的是被动地刻画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 如果不是悲观的, 至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中国则不然, 新常态是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 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而且明确指出了转型的方向, 同时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31] 经济新常态概念, 尽管从表述来看借鉴自西方, 但已经按照中国的语境进行过创造性转化, 具有全新的内涵。它重在刻画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 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因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具体而言, 它用一个“新”字, 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它用一个“常态”的概括, 指示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常态”的判断, 指示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基本底色。它提醒我们,“旧常态”的辉煌或许值得眷恋, 但是, 在大概率上,它已经很难回归。因此, 面向未来, 我们必须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 主动适应新常态, 学会在新常态下生产和生活, 并积极地引领新常态向着我们设定的更高目标发展。特别要注意, 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新动力。发现、挖掘并运用好这些动力, 需要我们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 必须对旧常态下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壮士断腕式改革。
在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 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 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 中国经济已开始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 正逐渐向更强调质量、效益、创新, 更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更重视民生改善, 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过渡。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熟知的数量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下的变化, 而我们过去比较陌生且重视不够的质量效益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上的变化, 与此同时, 改革不断稳步推进。总体而言, 中国经济已呈现向“速度略降、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良好态势转换的迹象。现在看来, 这种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还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