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转型研究或比较研究的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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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策略的比较研究即转型的路径选择
在一个时期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标杆, 对俄罗斯“休克”（激进) 模式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渐进) 模式进行比较褒贬。
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 ——论十年转轨》的文章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按“渐进”和“激进”以及其结果作了对比, 着重分析了俄罗斯“激进”失败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错误”, 特别是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政治程序即决策上出现了错误。他虽然赞扬中国改革“渐进”的成绩, 但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否能最终成功, 也有自己的判断。[34] 通常我们将其归结为后凯恩斯学派。
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的《从休克到治疗》,从另一个角度对“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作了分析, 他认为, 如果政治改革进程不是很深入, 那么经济发展是有限的。从长时段看,制度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型策略选择的得失, 并不科学。就“激进”和“渐进”的选择而言, 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1) 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 要看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程度。如果转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初期出现了金融不稳定, 实行“激进”的方式可以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2) 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方面, 包括民营化、公司治理结构, 则必须采用“渐进”的方法, 因为这项改革所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高。（3) 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 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要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要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要吸收流动资本等, 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 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不能简单地在“渐进”和“激进”这两种方法上做出转型的选择。他明确地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比较研究中, 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进行褒贬。[35] 通常我们将他的观点归结为新政治经济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 自20世纪90年代,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以经济增长还是衰退为标准而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进行褒贬的争论销声匿迹了。
二 对市场微观基础的建设：产权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
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对国有资产重新配置, 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扩权让利”逐步推开的。但那时所实施的具体措施, 比如：恢复奖金制度、超计划利润分成、计划外产品生产和销售等, 主要还都着眼于利润如何分配。分配办法主要有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利代税、自负盈亏等。为了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1983年上半年实行“利改税”, 但由于企业之间在价格、资产占用、资源使用等方面的级差收入未能得到调节,“利改税”的实际效果不仅单方面加重了企业负担, 还加剧了企业间的苦乐不均, 实施一年就销声匿迹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80年代中期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并于1987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一项措施, 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 确保上缴, 超收多留, 歉收自补, 以合同形式划分国家和企业的权责利, 保证国家财政基数不减少, 调动企业增收。但这项措施仅实施了一年, 它的弊病就渐渐显露了出来, 一些企业追求收入最大化, 短期行为急剧膨胀, 完成承包基数的企业, 奖金侵蚀利润,而亏损的企业却仍然与政府有关部门讨价, 要求调整基数, 从而损害了国家财政收入。总之, 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总思路, 基本上局限在如何调整国家和企业对利润的分配上。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 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通过集资, 聚集社会闲散资金, 吸收内部职工入股, 这对发展中的企业来说, 是最简便易行的一种办法。这样, 一种古老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制, 在市场化改革中慢慢萌生。当然, 股份制的出现,还有另外两个直接的经济原因, 一是随着承包制的完善, 企业自有资金的量逐步扩大, 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负盈亏乃至形成法人实体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二是在企业之间相互以产品为龙头,冲破不同所有制界限, 相互参股、融资, 再加上技术、物资、劳动力相互渗透, 不同企业逐渐演变为股东。这种混合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公司, 作为新型企业制度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组建各类股份公司, 作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主要形式而被确立了起来。因此,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有了质的变化, 它由过去利润怎样合理分配转向了资本怎样有效经营。就深层理论来说, 影响实践变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理论, 诸如“利改税”“承包制”, 还有“租赁制”等, 在特定时期,“两权分离”是向集权管理体制为企业讨还某些经营自主权的思想武器, 有利于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增强企业活力。二是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的理论。这个理论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 让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 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那些大量的多元股东公司, 对建立新机制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 是使资本有效经营的重要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两种权利基本上还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况。就出资者所有权来说, 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 但由什么机构来具体行使出资者的所有权职能, 非常不明确。政府部门谁都可以管企业, 但谁也都不对企业经营后果负责任, 这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体制因素。而就企业法人财产权来说, 国家财政自“拨改贷”后, 企业发展的资金被迫全部依赖银行贷款。作为国有企业, 国家财政却欠拨、欠补、欠退, 相当数量大中型国有企业, 一方面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另一方面却承担着国家政策性业务, 这是造成国有企业负债过重的体制原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其实质来讲, 就是要对两种残缺的权利进行修补。比如：对改制企业, 首先要界定产权, 明确投资主体, 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让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 通过企业内的决策、监督、执行等机构, 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 享受出资权益, 并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改制企业都进行过“增资减债”的工作, 其中包括：将企业实际上缴的所得税、城建税等返还一定比例给企业, 作为国家资本金；将地方财政借款、欠缴的能源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集中的折旧和地方“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提高企业折旧率并将税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 增加国家资本金。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抑制了原有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
资本经营的有效性, 除采取改制的办法推动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外, 还有一项就是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对于市场经济机制来说, 存量产权重组和流动, 是提高资本有效经营的条件。但实践中, 企业兼并和收购还存在很多难点, 比如：出资者所有权或法人财产权没有到位, 缺乏交易主体, 并购很难进行；国有资产难折价；富余人员难安排。另外, 僵化意识形态的干扰, 也使并购进程步履困难。
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 对照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比如俄罗斯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文件, 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 还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进行让渡, 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 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 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 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 打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结果来看, 中国、俄罗斯都在配置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这对转型来说, 应该是殊途同归。
对俄罗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来说, 不是不懂与民营化相联系的放开价格、清理资产负债表、创建资本市场、建立法律框架以及确保契约和竞争等市场运行中的常识, 他们所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会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 甚至导致反复, 造成集权经济制度和极权政治制度的死灰复燃。所以, 在他们看来, 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 从而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 能多快就多快! 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 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而这股力量,将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 他们会更积极地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型计划。
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 提供了不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如何建立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据统计, 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 但他们的权利却很小。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的手里。董事长、经理继续保持着集权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企业资金不足, 就靠削减生产、解雇职工, 靠政府的补贴、贷款和拖欠债务来继续生存。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确定符合国情的多元股权结构,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是如何让一部分国有资产“有序退出”?
俄罗斯在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中, 一些国有资产“无序退出”, 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 同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尖锐的利益矛盾。我们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提出了“有进有退”的基本思路,对“有序退出”做出比较周密的部署。第一, 规定了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第二, 在实施“退出”中, 必须听取职工意见, 规范操作, 注重实效；第三,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第四, 特别强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国有经济的改革任重道远。如果国有企业不思进一步改革, 甚至蜕变为官办、官营的垄断经济, 那将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麻烦!
党的十九大后, 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了新的举措。国有企业改革在引入民资、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 还通过并购、重组的举措, 实现国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国资产业布局的优化。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会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改变；但有些国有企业, 为了做大而进行“合并”, 却掩盖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需要解决的体制转化问题, 从长远看, 不利于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转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发展非国有经济, 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 这是较俄罗斯培育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比较成功的一条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虽然有过波折甚至是风险, 但从总体上看, 还是逐步地得到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首场记者会,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介绍, 截至2017年年底,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 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有个“5、6、7、8、9”的说法, 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所以, 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对市场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 俄罗斯有关政府职能改革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将原有国家政体、国体推倒重建的思路上。
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认为：俄罗斯文化不具备能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 因此要用猛烈的措施, 不惜一切代价, 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 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 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 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36]因此, 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 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
俄罗斯思想家还认为：大政府便意味着无效率；小政府意味着高效率。所以转型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1993年提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旦退出原位, 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在转型过程中, 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 其最简捷的路径是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 以建立一个小政府。叶利钦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所作为, 就是由此产生的。
而中国与此完全不同, 政府职能在转型中经历了由管理向服务的巨大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起点。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是行政审批制度。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 审批的自由裁定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 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 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行政不负责任的审批, 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 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等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只有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 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新体制, 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与革命时期相关联的政府职能, 本能地要行使经济的集权管理；但与建设时期相关联的政府, 理所应当行使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个新问题。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纠正市场的失灵, 为社会提供市场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同时制定公平的规则, 加强监督,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活动中,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 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 保护生态环境。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不是统治社会, 而是要服务社会,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 应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加快公共服务的立法、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新型政府职能。
四 对市场安全网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凡实行转型, 都必须对原有的国有经济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 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制度进行调整, 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 而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 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 诸如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失业和再就业、城市退休和养老、农村养老和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地下经济等城乡社会诸多问题的威胁。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转型? 这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 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并重构新的社会安全网, 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 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由于国情和转型策略的选择不同, 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有显著的差异。就一般而言, 转型期间,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管理机构精简, 企业停产甚至破产, 成为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这使得过去以企业或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失去了根基。另外,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金, 一般都由公共财政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且人均寿命也在延长, 这使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保障的赤字变成了中央财政的赤字。在转型过程中, 如果缺乏经济增长作后盾, 税收制度不健全, 中央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 常规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这使得原来社会保障水平低但却还算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了破坏。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完全的破坏, 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 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规避市场转型风险的安全网和有序推进转型的保障。[37]
转型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应该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财务管理、运行监督制度等方面寻找新的思路, 将集权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俄罗斯似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教训。而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保障体系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难题, 整个保障体系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财务压力。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水平较俄罗斯低, 转型前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 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与其他方面, 如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集权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城镇职工保护过度和乡村人口保护不足的差别, 过去在企业保障下的工人, 曾经获得过“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生活保障及福利待遇。突然的失业不仅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断, 家庭生活状况迅速下滑, 过去的社会保障也都丢失了。因此, 在城镇社会保障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远比乡村尖锐, 失业者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 城市大规模的失业难免引发集中的社会冲突或社会动荡。困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严重不足, 加上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任务十分繁重。转型期, 我国逐渐实行了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 按规定,个人按工资的8%缴费并建立个人账户, 企业或雇主按工资的20%缴费并建立统筹账户。但实际上,现在退休的人, 很多过去就没有缴过养老金, 当时是企业开支养老金。现在, 这些人也要领养老金, 但个人账户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养老金, 统筹账户也不足, 国家占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已退休人员养老金, 出现了个人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如何解决个人养老金空账?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 在集权计划经济的低工资下, 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曾经被政府用作不断扩大生产的投资, 它已经物化在了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 那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职工, 有向政府索取其养老退休金的权益。这项权益实质上就是政府背负的隐性养老保险债务。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会保障资金, 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资产中的一份劳动积累返还给他们。但还没有找到返还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从总体上看,后转型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还很不健全, 1978—2018年, 国家财政收入从1123.3亿元直超18万亿元, 达到183352亿元, 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 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 但穷人却没有相应地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与经济转型同步, 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经济转型的起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 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制度立法的严肃性, 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 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中国经济转型注重经济的增长速度, 忽视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 贫富差距扩大, 中国已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1983年1月12日, 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 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 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1993年9月16日,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 我们讲, 先发展起来。现在看,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 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38] 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 是很实在的, 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诸多社会问题的累积, 威胁着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相适应,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了“权利失衡”“利益博弈”“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等概念与观点, 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39]
五 在对外开放中加快转型：“倒逼”功能
中国从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WTO以来, 按照最惠国待遇和自由贸易原则, 以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方法相结合, 使国内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 一方面, 推动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以此将一些长线产品和落后产业转移了出去；另一方面, 增加了先进技术、外资的进口, 借此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提升国内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优化, 提供了数千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6月28日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 指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全面加强中国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 既巩固了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 又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从2009年起, 中国由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 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 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的经济规模, 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0%。
但是, 2018年年初, 中美贸易发生了严重纠纷, 美国以贸易吃亏为借口, 以加征关税为筹码, 强制性提出要求中国经贸政策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 包括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改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税制、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农业、能源和工业产品等。
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应该驳斥, 但坦率地讲,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有些问题, 也是国内理论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和补贴长期依赖产业补贴, 甚至直接通过出口补贴来促进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 将导致贸易目标错位、贸易条件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外汇储备潜在风险增加等很多问题。补贴, 尽管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好处, 但同时给消费者与政府带来了损失。且补贴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原则。以光伏产业为例,国家曾对这个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 貌似提高了竞争力, 但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补贴。2019年上半年, 中国政府取消了补贴, 很多光伏企业利润立即下降, 甚至企业自身都难以维持。因此, 改革原有的补贴政策, 实施公平竞争, 就“倒逼”我们在企业产权改革上下功夫, 提高企业效率!
再比如, 中国关税的确过重, 据统计, 中国的宏观税负在37 %—40 %,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 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应该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应该为20 %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应该为23 %左右；高收入国家应该为30 %左右。就中国税制来说, 以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 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也不尽合理, 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70 %以上, 消费、营业、关税等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计入商品价格, 无疑会提高物价水平, 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在日常生活中,一件美国品牌的羽绒服, 在美国不过百元, 但进口到中国销售,消费者需要多付出成倍的货币。因此, 学界一直呼吁税制改革,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在对外开放中, 坚持国家、民族利益, 守住底线, 特别是保证金融安全, 进一步拓宽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 这有利于中国尽快建立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市场机制, 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倒逼”中国积极去改革体制深层的痼疾, 向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