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转型经济研究理论成果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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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实践需要而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个热门课题。这门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进行概括, 对其转变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 对推进转变的有效政策进行梳理, 同时, 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实践和政策为依据,参照国际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对同一个国家纵向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横向制度变迁的教训的比较, 弄清不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特征, 研究转型的起点在哪儿? 弄清不同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转型策略、路径, 研究转型的路子该怎么走? 弄清不同国家最终将能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这门新兴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涵盖了转型国家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路径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最基本的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实践以及政策实施等问题。
第一节 转型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
一 经济转型的起点：转型的缘由和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
从总体上讲, 没有经济效益, 或者说低效率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是引发中国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它而转向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就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说, 缘起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 自上而下推进的“人民公社”促使生产关系的盲目变革、“大跃进”促使生产力盲目冒进, 直至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 这是促使中国人民大胆改变旧体制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从1949—1978年实行集权计划经济的30年间, 虽然有过成功, 但也发生过全国性的经济大波动。从统计数据上看, 在那30年间, 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由于我们的经济结构畸形,重重轻轻；统计体系计算的是全部新增产品, 导致重复计算。因此,人们实际的感受和宣传口径大相径庭, 老百姓切身感到：搞了30年社会主义, 但日常经济生活仍然很贫穷。邓小平坦诚地说：“我们太穷了, 太落后了, 老实说对不起人民。”[1]“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 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2]他还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 我们的国民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 算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 那就没有优越性。”[3]邓小平的这些判断, 实事求是地表达了老百姓的实际感受,“60后”“50后”“40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几代人,日常生活中最难忘记的事情就是饥饿、票证!
低效率的集权计划经济, 从根本上说, 缘于对若干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误解, 真正弄清这些问题, 始终牵制着转型的起步和进程。
一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
清醒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是制定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依据。毛泽东在1940年曾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纲领, 但在1953年后, 他却提出了另外一套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要加快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时过不久即宣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尽管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主要任务, 但不久毛泽东却认为：右翼势力包括知识界, 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因此, 从1957年5月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反右”斗争,号召在思想战线上“不断革命”。从那以后, 毛泽东不断发动变革生产关系的政治运动, 名曰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 但从1959年后半年开始, 中国却被拖入了空前的大饥荒。1962年8月,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此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 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党内寻找斗争对象, 使中国社会长期处在激烈的动荡中, 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 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全党清理了“左”的错误倾向, 对毛泽东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完成的主要经济任务, 鲜明地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由此,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就成为这个历史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当今, 又把保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也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任务, 这就使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科学观做保证。[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是对毛泽东“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纠偏, 准确定位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明确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这就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搞“穷过渡”的社会发展思想。
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 经济发展水平又很不平衡, 在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土上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去实现许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 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 引发了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揭露的基础上, 预见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社会所有的无阶级社会。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共产主义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得出的结论, 只限于西欧各国[6],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都没有任何实践。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持探索的态度。但是, 自从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以集权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全球推行, 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也照搬了苏联模式。邓小平1985年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搞了很多年, 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 我们在充分占有学术资料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老祖宗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确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不同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具体国家的地域、民族特色,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 以和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 他还特别说明：“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8]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 是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否定, 澄清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
三是市场经济是否是“异己”的魔鬼?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属性长期困扰着理论界。从已有的经典文献看,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概念。在他谈到未来社会时, 通常使用的概念大都是“有计划”“有意识”“自觉的”等。恩格斯曾把“有计划的组织”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看待, 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9] 但他也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概念。19世纪末, 随着垄断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出现, 恩格斯改变了过去的观点, 说：“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 那末, 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 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10] 最早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并作为社会制度来对待的是列宁, 但他并未由此而僵化。[11] 但是,斯大林却始终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国的理论经济学, 长期受制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模式, 以此控制了中国经济思想界整整30年, 学界凡是讲市场经济及与此相联系的观点, 都受到了批判甚至政治处罚。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 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和修正, 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不是“异己”的魔鬼? 计划经济的失败使我们痛感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三个问题, 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
二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理论在转型实践中确立
市场经济的存在, 其实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几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不同的国家, 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始终取决于如何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18世纪中期, 取消封建壁垒, 增加国民财富, 是产业资本家的主要任务, 英国亚当·斯密在18世纪70年代写的《国富论》中,首次论述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 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必要的思想资料。但到20世纪20年代, 经过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英国经济, 却开始出现萧条, 严重的失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30年代, 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系统地批评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纳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 其中美国“罗斯福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 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奠定了两类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框架。在这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基本上都是从这两类理论框架中繁衍出来而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作用, 比如：20世纪中期以美国萨缪尔逊和汉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 以英国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等, 是从重视政府作用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再比如：19世纪末以英国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等, 在新时期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 特别是货币主义学派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 甚至渗透进了转型期国家的决策思想。另外, 还有德国的弗莱堡学派, 美国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都从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出发, 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 也出现了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1949—1979年, 中国学界在非常严酷的政治环境下, 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 孙冶方根据计划经济的弊端, 认为, 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 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 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他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总题目下, 特别强调了价值的决定作用,价值规律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强调等价交换作用,价值规律能督促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只要按生产价格交换, 依据资金利润率, 核算活劳动耗费和核算物化劳动即资金占用效果, 就能实现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作用。孙冶方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对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3]
同一时期, 顾准也提出了市场调节论。他认为, 价值规律对计划经济同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流通, 而且调节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经济核算进行的, 有一个重要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密切的联系；使价格也成为调节生产的重要的工具。[14] 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内因论、顾准的市场调节论,触动了集权计划经济的痛处。他们也因此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处置。20世纪60年代初期, 学界也讨论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 但那不过是在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 仅仅是利用价值规律而已。到“文化大革命”时, 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达到了顶峰, 说：价值规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土壤等, 因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加以限制。
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 1979年前后, 许多经济学家反思了在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上的观点, 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再次提出：千规律,万规律, 价值规律第一条。有关国家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还组织重新学习了孙冶方过去曾被批判过的观点,比如：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薛暮桥提出, 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 为长途贩运平反。李先念公开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虽然这个时候, 邓小平也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对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党内外所能接受的思想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 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 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 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1980年9月,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说,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 按照发展商品生产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 把单一的计划调节, 改为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对其解释说：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并存的商品经济, 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从而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个时期, 四川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这两类改革, 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打开了大门, 也拉开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序幕。但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中, 胡乔木组织并批转了林涧青、袁木等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 这封信尖锐批评了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由于这封信的导向, 1982—1983年, 一些主要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观点的文章, 薛暮桥也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话而在一次会议上不得不做了检讨。1984年9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写信说：计划第一, 价值规律第二, 这一条表述并不确切, 今后不宜沿用。还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 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支持。[15]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 灵活经营, 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对此称赞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还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6] 经济理论界也突破仅仅在消费品市场意义上理解市场, 强调要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 这就使市场由消费品的买卖概念转变为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科学范畴。在1987年2月6日党的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同中央的几位领导人有针对性地谈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 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按照这个思想, 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大后, 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马洪撰文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是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是一种用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 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为市场经济正名, 这对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17] 于光远撰文说：市场经济的计划, 应该有更好地适应市场情况的特性, 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以固定的不允许有伸缩性为目标的计划模式。[18] 薛暮桥提出, 要研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过去认为前者是社会主义, 后者是资本主义, 这种理解是不利于深化改革的。他主张不要再提“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 市场调节”三块论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能混淆的两种本质, 他认为, 尚待讨论, 苏联不说商品经济而说市场经济, 我们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苏联说有控制的市场经济, 他认为本质相同, 都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 都要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19]吴敬琏撰文说：新古典经济学剖析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说明它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有效地配置资源, 市场被确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枢纽, 从此, 商品经济也通称为市场经济。所谓的市场经济, 就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导向的。所以市场经济, 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的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上立论的。[20]张卓元也认为：商品生产就是为市场而生产,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21]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坚持独立思考,对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末, 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利用市场化改革出现的暂时困难, 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改革路线以及经济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的讨论发动了一场倒算。他们说：改革开放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那时, 对市场化改革提出批评的文章几乎一边倒, 由此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使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去南方, 直接面对群众, 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清的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 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 邓小平的讲话,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3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 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出：计划和市场, 都是经济手段, 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学界的不少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 特别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 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 建议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应该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规定为建立市场机制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这样才能更加鲜明而又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 也才能为制定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纲领奠定理论基础。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为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绘制了一幅灿烂的蓝图。
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在我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经济学家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回过头看看经济学理论界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无不深深地感到遗憾：在一个时期,经济学家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太狭窄了! 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判断, 经济学界就此理论问题的争论将可能依然在摸索中。
三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进程
随着经济理论的清理归真,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转型的第一阶段, 重点是农村,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初步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 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 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农民从提价中获益颇丰。这些改革措施, 使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 主要农产品从长期短缺达到了基本自给, 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新事物, 它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 而且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三项改革措施, 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 转型的重点转移至城市, 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方面沉积和经营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提供着国家所需的财政收入, 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使二者协调, 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因此,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 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 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 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 实施“分灶吃饭”。相比之下, 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适时转入以放为主, 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 而在一个时期内, 对生产资料价格仍实行了“双轨”价格, 这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 但也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24]
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改革经验,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大体描述, 要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 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把稀缺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行业中去；要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 补充市场的缺陷。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它包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实际上, 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 正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25] 因此, 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 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向。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使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对此曾做过这样的归纳与总结：一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 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 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二是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 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 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 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 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 政府以各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并逐步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三是农村和城市都以工业化为目标, 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 发展城乡商品关系。四是中央和地方政府, 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 一级政府, 一级事务, 有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 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并法制化。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6]
与世界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处在探索中。实际上在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前, 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如何走向市场经济进行过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中, 奥斯卡·兰格就提出了“竞争的社会主义”模式, 南斯拉夫提出的“个人自治的社会主义”, 都对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有过很大的影响。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中, 他们为了达到财富更公平地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标, 也主张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他们特别注重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要求建立社会福利国家。这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还是提供了某些可借鉴的思想资料。[27] 1994年,笔者曾参加了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撰写,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世界上“成功”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美国：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注重消费者利益, 国家通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来扩大市场, 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法国和日本：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依靠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对市场运行进行协调。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在通过经济计划协调市场的同时, 注重社会公正, 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 如瑞典等。[28]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中, 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的过程, 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指导思想中逐渐淡出的过程。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 党的十九大对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 指出：中国不再贫穷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指出, 市场仍然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 是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思维,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成熟的表现。
四 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体制变迁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转型经济的研究, 涉及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 以及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 但最直接的是有关比较经济学的理论。
首先,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学, 通常是将世界上现有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而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不复存在, 作为以“主义”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 以“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是否还会存在成为首要问题。其次,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学, 虽然也研究经济体制, 但基本上是横向对几个体制进行静态比较, 而没有纵向地对一个体制的变迁进行过动态的比较研究。所以, 以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为案例, 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 纵向进行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即转型经济学研究, 可以说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支。布茨卡林《过渡经济学》（1995年)、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8年)[29]、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1999年)[30]、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2002年)[31] 等著作对这些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做了理论总结。中国学者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32],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理论探索；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3], 在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中, 用“奇迹”概述中国改革的成果；张仁德等撰写的《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景维民主编的《转型经济学》等著作, 都相当娴熟地运用了比较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
对“转型”和“改革”的含义, 一般都是指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国际学术界, 对两者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 波兰经济学家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指出：“转型”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 意味着引进全新的制度安排；而“改革”是在原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做一些改进, 但并不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中国学界对“转型”与“改革”并未做出很严格的区别,但中国的“转型”, 就其内涵来说,的确与俄罗斯的“转型”不同：俄罗斯的“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 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个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型”, 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 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型”的主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