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从工业化赶超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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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把探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根源作为自己的核心命题之一, 而经济增长理论即是解答国民财富增长与国家兴衰之谜的关键钥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经济从“贫困陷阱”起步,从一穷二白、短缺经济到物质极其丰富, 国计民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改善, 以GDP度量的国家综合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 人均收入顺次跨越了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区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和“高收入”阶段迈进。
纵观7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历程, 按其增长性质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中国政府通过“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和政治运动, 对所有制、经营、建设、户籍、就业、迁徙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严格的制度控制, 把可以调动的劳动剩余都转移到重工业发展。如此展开的早期现代化, 无疑是一种“系统性扭曲”, 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实验和试错, 其特点之一是缺乏确定性, 波动较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恢复到计划经济体制建立, 始终处于“政治挂帅”, 其后经历大炼钢铁、“大跃进”、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大折腾”, 1953—1977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速虽达6.5%, 奠定了工业化初步基础, 但出现了三个时期的负增长, 负增长高达27.3%,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11月改革开放开启, 在很大程度上为吃饭问题倒逼, 是现实所迫。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 由此展开的4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过程, 经历了引进外资, 承包制, 价格闯关, 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外开放“快步走”, 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大调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下岗分流,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汇率升值, 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等重大事件。1978—1991年是计划体制下的重工业赶超转向边际改革驱动的全面工业化（经济年增速9.3%),但属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2—2011年是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经济年增速高达10.5%), 突破“贫困陷阱”, 全面实现了工业化“起飞”。2012年后进入深度城市化阶段, 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预期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2035年将跃迁到70%以上, 城市化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主导趋势和核心议题, 为了继续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 未来20 多年将再次面临经济体制的调整。
与70年来的经济“大赶超”、结构“大转型”亦步亦趋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的“大转向”。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为界, 前30年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是“封闭条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范式”, 后40年则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经济增长范式”, 而其中的最近10年伴随经济增长减速, 又更多地表现为“高质量转型”的理论与政策探索。本章试图对此展开回顾与讨论。[50]